人类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兼谈中国人类学的当代使命与责任(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12 《思想战线》2020年第4期 石硕 参加讨论
二、对中国人类学现状的几点思考 毫无疑问，时代的需求和当今中国的发展及不断融入世界的步伐，已经赋予中国人类学更大的使命与责任。但必须看到，当前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及发展状况同时代所赋予人类学的重要使命并不匹配。这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在中国当前的学科目录中，人类学并未被列入一级学科，而只是社会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所以，在当前高校的“双一流”学科建设中，人类学的学科地位明显下降。其二，中国高校中人类学专业人才培养所占的份额较低。虽然目前在民族学专业的本科及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要开设人类学课程，但一般只是作为民族学的一门辅助课程，而人类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所占份额也偏低，目前只有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山东大学在本科阶段开设有人类学专业。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是在当今英、美、德、法等发达国家，人类学均是大学教育体系中必修的基础课程。据统计，在QS世界排名前300的著名高校里，除少数专门学校外，80%以上的名校都开设有人类学专业，甚至包括麻省理工大学这样的工科名校。这与中国人类学发展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当前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与发展现状，显然与中国日渐崛起和融入世界且经济体量已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这一现象颇值得我们深思。 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与发展现状不佳，还带来一个严重后果，使我们在许多领域的研究水平难以提高，甚至走入经验式和主观研究的“胡同”。今天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常常混淆一个东西，这就是“学科”（discipline）与“领域”（field studies）的区别。我们常把一些“领域研究”当作学科。例如，在我国民族研究领域中，有不少被缀以“某某学”如“藏学”“蒙古学”“彝学”等，其实它们只是研究领域，而非学科。领域研究是要靠学科来支撑的，要从学科层面，运用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视角来进行具体的研究。以“藏学”而论，可以分别从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语言学、文献学、文学等学科的方法和角度进行研究，只要研究对象是涉藏的，均可算作“藏学”。但是，若错把领域当作学科，没有学科的意识，忽视学科方面的扎实训练与积累，缺乏必要的学科素养与视野，领域研究就会陷入主观片面和经验主义的泥潭，不仅理论、方法和视野难以提升，而且会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需要指出，由于人类学是学科而非领域，它寻求对人类文化的完整性理解，并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善的知识体系和思想方法，因此，人类学不仅对民族学、社会学构成重要支撑，同时它作为一门现代人文基础学科，还具有口径宽、适应面广等超学科的特点。这使得人类学向许多学科领域渗透，从而形成了历史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众多分支。这些被称作“某某人类学”的人类学分支，乃是用人类学理论、角度、方法和思想理念来关注和研究上述学科领域中的人文与文化现象。这不但拓宽了上述学科的研究视阈与思路，也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与范畴，故人类学与诸多学科的交叉与结合，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开拓、创新的一个动力源泉。由于人类学所具有的上述特点，故其学科地位和发展状况滞后，牵涉面与影响面甚广，使许多与文化相关的学科和领域研究缺乏必要的文化视阈与学理支撑，这一局面，实际上给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总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带来较大的瓶颈效应。 我们应看到，在人文学科领域中，有两个最基础、最重要同时也最为宽泛和具有包容性的学科，一个是历史学，一个是人类学。前者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后者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事实上，我们认识一切与人类相关的事物，都离不开“历史”与“文化”两个维度。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就人类整体提出三个原问：（1）“我从哪里来？”（2）“我是谁？”（3）“我到哪里去？”历史学主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人类学则是回答第二个问题。只有当第一和第二个问题有答案之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才成为可能。由此可见人类学的基础性作用。人类学的基础性乃是由文化的基础性所决定。文化是人类的根基与灵魂，是人类一切行为与思维方式的源泉，只有从文化的角度，人类才能认识彼此并达成相互的沟通和理解。正如习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1]在当前提倡“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仅需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也要认识别的文化；不仅需要“从中国看世界”，也需要“从世界看中国”，而这一切均离不开人类学的视野、理论与方法。当今世界，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何在？《大趋势》的作者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曾有这样一段阐述： 我们相信，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仅存的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之一，在高思维方面能为人类做出许多贡献，例如中国人对天、地、人的看法，灵性、伦理、哲学和人际关系的丰富知识，随着中国和大中国文化圈的重新崛起，发扬其宝贵文化传统的复兴，也将为世界提供宝贵的“高思维”资源，从而有助于我们在高科技时代寻求人性的意义。[22] 这一有关中国文化价值同人类高科技时代相契合的独特阐释，正是“从世界看中国”的结果。费孝通先生也说：“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世界的文化问题。”[23]费孝通晚年努力倡导“文化自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可见，立足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立足“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世界看中国”，乃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基础上构建“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而这一切，均离不开“研究文化变迁、文化接触现象、现代文化的传播”[24]的人类学。 近年来，国内不少大学已设立人类学研究机构，甚至包括一些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这表明人类学的研究正日益受到重视。我们还欣喜地看到，去年9月北京大学正式设立人类学本科专业，开始人类学本科教育。北京大学作为中国具有深厚人文学科传统的一流名校，其设立人类学本科专业、开启人类学本科教育无疑具有示范与引领作用，同时也昭示一个事实——发展人类学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迫切而重要的需求。在北京大学人类学本科专业开班典礼上，一些国内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就中国发展人类学发表了看法。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明确提出“人类学是一门强国之学”。他提出： 只有强大的国家才会有人类学学科，而我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需要发展人类学……“强国”本身已经成为了我国在世界的存在状态，那就必须要有卓越的社会与人文学科研究来帮助国家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加强国际的合作与竞争……人类学的毕业生们也不需要担心未来的职业生涯，因为人类学已然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需求。[25] 需要指出，人类学虽具有认识文化之“天下公器”性质，但文化却具有民族、地域或国家属性。因此，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既离不开中国人类学者的时代使命与社会责任，也离不开基于中国本土文化而产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些明明是关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现象的研究个案，其得出的结论，要么是用来说明和印证西方某一人类学家所提出理论的正确性，要么是为西方人类学家提出的概念增加一种注释。一些对中国民族与文化事象的人类学研究，则罔顾该事象产生的历史条件与文化土壤，完全生搬硬套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或概念对之进行阐释与研究，遂走入自说自话、甚至让人不知所云的歧途。马林诺夫斯基早在80年前就对人类学的此类研究提出过严正警告和尖锐批评：“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的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26]可见，这种“食洋不化”“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所谓人类学研究，不但被西方人类学家所唾弃，对初涉人类学的年轻学人产生毒害与误导，也给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带来较大危害。因此，中国人类学要获得良好的发展，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与社会责任，真正成为一门“强国之学”，就必须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书斋”到“田野”，发扬“魁阁”精神，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积极主动地拥抱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从中华文化、中国历史中汲取营养与智慧，扎根于中国土壤，提出、探索和解决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重大问题。只有这样，中国人类学才能具有恒久生命力，担当起时代使命与社会责任。 1938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费孝通博士论文的出版撰写的序言中，对人类学的发展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27] 费孝通则对人类学的前途与价值作了中国式表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8] 以上所言，皆人类学之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最早提出的是“三科并列，平行发展”。1995年8月30日费孝通召集北京部分学者在自己家中商讨，吸取各方意见后，同年10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庆祝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暨学科建设讨论会”上，费孝通正式提出“各科共存，互相交叉，各得其所，继续发展”的主张。参见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人类学与民族研究》1998年第18期、第19期。 [2]在中国今天的学科分类中，社会学、民族学均是一级学科，而人类学却是社会学下面的二级学科。 [3]孙通海译注：《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0页。 [4]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00页。 [5]费孝通：《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的主旨发言》，载费孝通著，麻国庆编《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50页。 [6]［英］罗素：《罗素文集》，王正平等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21~22页。 [7]钱穆在《文化与教育》中说：“中国文化，无疑为世界现文化中最优秀者。取证不在远，请即以中国文化之‘扩大’与‘绵延’二者论之。啊，中国文化拥有四万万五千万大群，广土众民，世莫与京，此即其文化伟大之一征。”参见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1册《文化与教育》，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8]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 [9]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10]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11]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12]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80页。 [1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15页。 [14]麻国庆：《费孝通先生的第三篇文章：全球化与地方社会》，《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15]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79页。 [16]习近平：《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团结合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 [17]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胡鸿保，张海洋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18]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台北《历史月刊》1988年第9期。 [19]“魁阁”指位于昆明近郊呈贡县一座清代遗留下来的魁星阁。1940年为躲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将在云南大学组建并与燕京大学协作的社会学研究室迁往呈贡魁星阁，当时迁往魁阁的学者有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瞿同祖、林耀华、李有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胡庆均、谷苞等，其中不少是由海外学习人类学归来的学者。他们白天深入云南农村、乡镇及工区、工厂、劳工群体等进行调查，晚上则挤在狭窄的魁阁里借着油灯整理调查笔记并进行学术讨论，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搬回校本部。5年中，魁阁学者产出了大批优秀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成果。后世将魁阁学者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概括为“魁阁精神”。 [20]郭金华、高丙中执笔起草的《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2.0（讨论稿）》，参见《北京大学人类学本科开班，为大陆第四个人类学本科专业》，澎湃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394478，2019年9月29日。 [21]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山东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求是》2013年第24期。 [22]这段文字是约翰·奈斯比特在为与他人合著的《高科技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一书写的中文版序言。［美］约翰·奈斯比特，娜娜·奈斯比特，道格拉斯·菲利普：《高科技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尹萍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97页。 [23]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12-313页。 [24]［英］马林诺夫斯基：《江村经济·序言》，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3页。 [25]《北京大学人类学本科开班，为大陆第四个人类学本科专业》，澎湃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394478，2019年9月29日。 [26]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3页。 [27]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5页。 [28]这是1990年费孝通80岁生日时与老朋友欢叙，瞻望人类学前途所说的话。参见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载费孝通著，麻国庆编《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9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