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11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李克建 参加讨论
(三)乾隆时期：“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正统之“辨”中不断强化 乾隆在位期间，康雍乾盛世达到鼎盛时期，清政府对内对外的统治能力都有所增强，作为“国家”含义的“中国”概念之使用已成制度化，特别是在清政府对外交往自称之时。1767年，乾隆明确规定：“夫对远人颂述朝廷，后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28]此处的“中国”是针对永昌府檄缅甸文中“有数应归汉”一语，他明谕“归汉”的说法为“不经”，表明“乾隆皇帝对其所认同的‘中国’包括其统治的全部地域和各族人民在内的总体理解”[21](P.15)。很明显，这里的“中国”可以与“大清”互换，是王朝国家的通称，可见乾隆对具有“国家”含义的“中国”的认同十分明确。乾隆时期，不仅满族官员具有越来越明确的“中国”意识，清朝官方还注重在民族地区推行“中国”意识，这在1763年乾隆帝为汉、满、蒙、藏四体合璧本《首楞严经》所作序文的蒙文译文中体现得十分明显[17]。 为了加强清政府对全国的统治，乾隆时期通过各种方式充分论证清政权的正统地位。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起，乾隆帝就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乾隆帝辨正统的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19]。乾隆辨正统，首先是辨华夷。他依然强调“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29](P.666)；针对汉人所说“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的偏见，他以“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30](P.424)加以驳斥。乾隆辨正统，其次是淡化夷夏对立，强调“中外一体”“天下一家”。1746年，他在给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的敕书中说：“朕总理天下，无分内外，一视同仁，惟期普天生灵各得其所”[31](P.701)；后来又在《石峰堡纪略》中说：“内外均属编氓赤子，顺则恩有必加，逆则法无可宥”[32](P.580)。乾隆帝“对以往各类正统论都有改造，有融会，有吸收……其理论特点在于全面剔除传统正统论中的民族偏见成分，形成以推崇‘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继续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33](P.627)。很明显，乾隆辨正统的核心问题是推尊“大一统”，他强调凡是“大一统”政权，无论何种民族建立，用何种方式建立，都应被视为正统。由此可见，乾隆帝辨正统的目的一是为了证实清政权的合法地位，二是为了维护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稳定，这也是其“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增强的重要表现。 对于清统治者而言，清朝大一统的丰功伟绩需要以历史书写的方式予以彰显，其中纂修志书便是一大举措。乾隆九年(1744年)，始于康熙年间的《大清一统志》历经康雍乾三帝、历时五十八年终于修成，乾隆帝亲自作序并盛赞祖辈开启的一统伟业。随着边疆战事不断告捷，尤其是西域和***并入清帝国疆域和版图，乾隆帝决定第二次修订《大清一统志》“以昭圣朝一统无外之盛”。从维护祖国统一角度而言，此举亦是乾隆帝“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增强的重要体现。(11) 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清统治中国近两个世纪，最终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毋庸置疑，当代中华民族认同是建立在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概念的认识基础之上，而“统一的政治体系、统一的文化体系、以国家为统治的统一的集体行为，构成了统一的集体身份”，人们对这个“统一的集体身份”的认同就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感[34](P.269)。从顺治入关到康雍乾盛世，中华各民族在清前朝的统治中也逐渐具备了“统一的集体身份”，而这种“统一的集体身份”又是在各民族不断增强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进程中逐渐确立起来的。有学者粗略统计过“大清历朝实录”里“中国”一词的使用情况，其结果是1912年之前使用了1680多次，其中包括全部清朝所治区域与民族在内含义的“中国”以及泛指此前古代中国的用法竟占到了98％以上，而仅指所谓明朝统治区域(即狭义中原)的其他使用不到30次，即占不到2％，而且近一半为入关前使用[27]。可见，“在中国历史上，一旦掌控中原的大一统王朝统治稳定下来之后，国人的王朝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就趋于一致”[21](P.20)。 综上所述，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中国”一词的政治内涵逐渐明晰，它是“王朝”的同义词，是“国家”的代名词，是中华各民族认可的“集体身份”，当然，这种身份的最终确立是近代以后的事。正如“康雍乾时代及其以后的中国已非昔日的明代中国，而是被清帝、满人和汉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认同又加以再造过的中国”[21](P.34)一样，经历了康雍乾盛世的中华各民族在清朝统治者的影响下，也逐渐确立起与昔日不一样的“中国”认知和“中国”认同。这种不一样一方面体现在“中国”一词的政治内涵更加凸显，一方面体现在“中国”认同更加接近现代意义的国家认同。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清前期正好处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从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过渡的前期；从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长时段来看，清前期各民族日益增强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注释： ①韩震在《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一文中，专门讨论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类型在文化认同、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全球认同上的各种交叠情况，内容详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②本文所说“中华民族认同形成”是建立在“过程论”基础上的一个整体概念，重在从“形成过程”角度探讨中华各民族对“自在的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的认同问题。 ③21世纪以来，学界从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等学科出发，对历史上“中国”的由来、生长方式和形成之因，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产出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其中葛剑雄著《统一和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葛兆光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葛兆光等著《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姚大力著《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苏秉琦著《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许宏著《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赵汀阳著《惠此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何志虎著《中国国名的由来与中国观的历史演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赵永春著《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国历史疆域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李大龙著《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黄兴涛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最具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者论及这些问题，笔者曾撰文《“天下”与“一统”：认识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维度》(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做过文献梳理和观点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④清朝统治者表现在文化层面的“中国”认同，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儒学的重视、学习、改造和运用方面，相关内容可参看拙著《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和拙文《清朝多民族“一体论”及其政策实践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本文不再赘述，此处特作说明。 ⑤参见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序言第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回应“新清史”学派的学术争鸣中产生了一批新成果，主要收录在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上、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⑦主要参见下列成果：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陈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⑧关于清朝推行“一体化”政策的具体情况，参见李克建《清朝多民族“一体论”及其政策实践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 ⑨国内学者姚大力、郭成康、黄兴涛等人对清朝与中国的同一性问题进行了有力论证；关于满文文献中所见“中国”一词的用法，目前研究得最充分的当属华裔学者赵刚和甘德星，详情参见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文中的相关介绍。 ⑩此处之“辩”，是强调雍正皇帝针对传统的“华夷之辨”所做出的论争和辩驳。 (11)参见张艳玲“三部《大清一统志》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3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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