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谢莉
【内容提要】民族团结作为当前国家政治的战略诉求，已然成为传媒舆论引导的一个重要方向。本文对当前国内外局势和国内外舆论环境进行了理性分析，并提出了在新形势下改进我国大众传媒民族团结舆论引导的思路，即重视民族地区媒介生态优化和传播效果提升，以强化国内舆论引导，同时坚持对外舆论宣传，牢牢掌握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因此，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应在日常新闻报道正面宣传我国和我党的民族政策，驳斥分裂主义言论；重大突发性事件时，应快速反应；应善于使用网络媒体传播中国声音，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关键词】民族团结；民族地区；舆论环境；媒介生态；传播效果
【作者简介】李谢莉，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0）02—0140—06
西藏“3•14”拉萨事件和新疆“7•5”乌鲁木齐事件连续发生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全国民族团结教育与宣传。民族团结作为国家政治的战略诉求，已然成为新形势下舆论引导的一个重要方向。然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传媒宣扬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责任感不够，加之民族新闻的政治敏感，涉及民族问题的宣传报道大多陷入一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尴尬境地。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当前国际、国内两个局势和国际舆论、国内舆论两种环境进行理性的分析，并尝试提出新形势下改进我国传媒民族团结舆论引导的对策与思路。
一、对国际局势与国内形势的分析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敏感，威胁我国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诸多因素依然存在，西部民族地区暴力事件连续发生。无论是从国际局势还是从国内形势来说，加强民族团结的舆论引导都可谓“当务之急”。
（一）国际局势：复杂动荡与认同危机
1.民族主义兴起与恐怖主义盛行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美俄对立掩盖下的诸多矛盾迅速浮现，许多国家的民族矛盾泛化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相交织，促成了民族分裂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继而成为恐怖活动的导线。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炮制出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核心的“新干涉主义”理论，破坏了国际法法则，助长了恐怖主义的盛行[1]，使其逐步成为全球的主流威胁。而中国的周边局势也是十分动荡复杂，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一是美国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相继将全球战略和反恐重心“聚焦”亚洲，利用多种手段策动亚洲多国爆发“颜色革命”，政局动荡、内耗不止；其二是西亚、南亚、中亚与东南亚均存在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势力“三股势力”，“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组织等在此长期肆虐，危及中国的西部边疆稳定与安全。
2.国家认同危机普遍浮现
冷战结束后，由于国内少数族群民族认同上升而导致的国家认同危机逐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难题。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末，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冷战时期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湮灭后，人类出现了全球范围的认同危机；人们之间最重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差别，而是文化的差别[2]。在其新作《我们是谁——挑战美国的民族认同》中，他则承认了汇集200多个不同种族、族裔、民族的超级大国美国也难逃此劫。他认为，这场危机的出现原因有二：一是二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移民涌入造成的民族多元化，新移民未能被“认同同化”，仍保持原来的文化和民族认同；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认同越发淡化，新的“全球认同”逐步侵蚀传统的国家认同[3]。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各国经济下滑，失业严重，社会矛盾尖锐，不少国家因移民问题与少数族群分离运动而诱发的“街头政治”此起彼伏，加剧了全球性国家认同危机的蔓延。
（二）国内形势：民族意识提升与矛盾冲突多发
1.民族意识极大提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城市多民族化现象日益凸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多，少数民族民族意识极大增强。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10643万少数民族人口中有2458万散居、杂居在各大、中城市，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3.09％；回、满、维吾尔等8个民族城市人口超过100万人；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的少数民族成分均超过50个。[4]城市多民族化促使了城市少数民族民族意识尤其是民族归属意识与民族发展意识的极大增强。民族意识是“民族社会的群体意识，其实质是对自身民族生存、交往、发展的地位、待遇和权利、利益的享有和保护”[5]。民族意识的增强，具有“双刃剑”效能：一方面民族意识的增强，能使本民族的内聚力得到强化，有助于本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出现过分强调民族特点、民族利益而忽视或损害全局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2.民族矛盾冲突多发
城市多民族化也使得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难题增多，维护民族团结的难度加大，民族关系复杂敏感，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导致城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我国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引发区，因此有社会学家把当前时期界定为民族关系“矛盾冲突多发期”[6]。有资料显示，广东、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几个省市2000年以来所发生的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治安的事件有900多起，而80％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7]。这些事件处理不好，有可能发展为局部地区的突发事件，甚至被西方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成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口实。1994年“脑筋急转弯”事件和2009年广东韶关“6•26”事件都是引起严重社会影响的民族关系治安事件，而2008年“3•14”拉萨事件和2009年“7•5”乌鲁木齐事件则升级成为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分裂势力蓄意策划的典型恶性暴力事件。
二、对国际舆论环境与国内舆论环境考察
中国政府与境外分裂势力及西方敌对势力的舆论斗争由来已久，而在当前以全球传播为重要特征的信息时代，信息的无国界传播使这场舆论斗争更为复杂，因此亟需对国际舆论环境和国内舆论环境的进行再认识。
（一）国际舆论环境：西方媒体的垄断与强势
1.西方媒体的传媒垄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长期占据着垄断地位。首先，西方媒体在世界传媒格局中占主体地位。报纸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和北美就集中了世界报纸总发行量的70％；广播和电视方面，欧洲和北美的广播发射机和电视发射机的数量分别占世界总数的75％和71％，同时还占有全世界电频谱和卫星运行轨道的90％[8]；通讯社方面，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国际通讯社都在西方国家；互联网方面，美国掌握着网络世界的话语霸权，拥有全球互联网13台域名根服务器中的10台，同时从互联网的路由器到操作系统大多是美国制造。其次，西方媒体在世界新闻信息流通中占主导地位。从总量上看，世界上至少有2／3的消息来源于发达国家；从国际新闻报道看，美联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四大通讯社垄断了全世界80％的新闻稿流通，主宰了全球国际新闻的报道，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原始信息中来源于美国媒体的约80％；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服务器的内存中，美国提供的一般信息高达80％，服务信息更高达95％，而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提供的中文信息仅占4％。
2.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分化”宣传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一贯注重利用新闻传媒在中国的民族、宗教和人权问题上大造负面国际舆论，支持达赖集团、“世维会”等“藏独”、“疆独”分裂势力活动，图谋“分化”和“西化”中国。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分化”舆论宣传的题材，主要集中在西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三大“热点问题”。据统计，2002年世界主要通讯社的涉“藏”报道中，路透社110篇，美联社180篇，法新社220篇[9]，即三家通讯社平均每2～3天就有1篇涉“藏”报道，这些报道连续攻击我国西藏政策，歪曲西藏发展进步的事实，给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国际影响。2008年“3•14”拉萨事件中，BBC、CNN、《纽约时报》、法国《世界报》、德国《图片报》等西方媒体更是违背新闻职业道德，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歪曲报道，CNN和《纽约时报》等网站甚至每天都将“中国西藏暴动”的负面报道作为首页头条来招揽眼球，以讹传讹，混淆视听，给中国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一落千丈，而中国奥运圣火在欧洲的传递一再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蓄意抵制与“藏独”势力的严重冲击。
（二）国内舆论环境：传媒生态失衡与外媒压境
1.民族地区传媒生态失衡
目前，由于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僻且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媒介生态普遍存在着失衡现象。首先，这种失衡现象表现为媒介形态的结构失衡。一是报刊发行困难且种类稀少，时效性差；二是广播电视的有效覆盖率仍有待提高，设备不配套和老化现象严重，开播频道少，输出功率低，难以满足农牧民看电视的实际需求，同时由于基层日常管理差和维护维修困难，农村有线广播“返盲”现象严重；三是新兴的网络媒体仅进入到经济水平较好的中心城市，尚未真正意义上进入广大农村。其次，这种失衡现象还表现为民族地区汉语／民语传媒的结构失衡。民族地区能接收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主流广播电视节目、能看到的主流报纸杂志都是以汉语为载体的，而少数民族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居多，因此民族地区受众“看不懂、听不懂”现象十分严重。党和政府一直扶持建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媒体，原来由国家支持建立的民族文字媒体多因后续资金缺乏而难以维系，例如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期刊多数的发行量仅在千册左右[10]；同时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自办节目也普遍面临着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发展瓶颈。
2.边境民族地区外媒压境
社会历史原因形成了我国少数民族沿陆路边疆聚居、分布的特征。在当前边境地区全方位开放的背景下，周边各国及西方国家的强势媒介借助民族语言文字传播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边境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冲击。一方面，境外分裂势力、西方敌对势力和周边国家利用广播和网络媒体对我国边境居民进行分裂宣传与观念渗透。例如，西藏地区能清晰收到“美国之音”藏语广播，“西藏之页”、“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等网站时常登载“藏独”文章，云南的许多乡镇也能收听境外“亚洲自由电台”、“越南之声”、“泰国电台”、“缅甸电台”等20几个电台的华语和民族语广播节目[11]，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日常行为、观念产生了严重影响。另一方面，近年来许多以边境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外国杂志和音像制品利用商品贸易的合法途径进入境内并抢占边境市场，例如在云南边境就有泰国景颇语言文化发展促进会编的景颇文《山鹰》杂志、缅甸曼德勒《唤醒同胞》、仰光大学《文化的结晶》等等[12]。相比之下，国内同类媒体处于严重劣势，其数量、质量、内容、时效、制作技巧和手段等方面都严重滞后。
三、当前形势下我国民族团结舆论引导的改进思路
基于上文对国内外形势与舆论环境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的舆论战争中，中国政府与新闻传媒应重视民族地区媒介生态优化和传播效果提升以强化国内舆论引导，同时牢牢掌握国际舆论斗争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一）国内舆论引导：优化媒介生态与提高传播效果
由于民族地区的新闻传媒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该地区的团结和稳定，因此针对民族地区新闻传媒的现状，优化媒介生态和提高传播的有效性势在必行。
1.优化民族地区传媒结构
优化民族地区传媒生态的方向之一是调整不同介质的媒体构成，以求合理覆盖、优势互补。一是针对民族地区中心城市以外报纸发行困难的问题，要努力发展地方报业经济，扩大报纸发行范围，开拓发行渠道，确保当地党报机关报能够畅通进入辖区各地机关、学校、宗教场所、企事业单位和偏远村寨，提高报纸投递的时效性；二是继续增加对民族地区广播电视硬件和软件的投入，加强基层广播电视设施的日常管理及维护维修，保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及地方省级广播电台、电视台节目广播电视节目的收听、收视质量，特别要大力提升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自办节目的数量和质量，突出地方特色，以地方文化带动主流文化的传播；三是把握时代趋势，推进新媒体建设以掌握舆论引导的新型阵地，积极提高现有的由地方政府和主流媒体建设的地方性门户网站、新闻网站、民族文化网站以及民间建立的民族文化网站，注重网站的日常管理和新闻策划，能与受众及时互动，将来时机成熟时中心城市的主流媒体还可尝试推出手机报；四是进一步推广财政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制定的全国“家电下乡”政策，简化补贴领取手续，鼓励农牧民个人和家庭购买电视机、手机和电脑等信息接收终端；五是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和影视集团要努力争取国家民委、广电总局和文化部对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剧制作的政策扶持，共建地方性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创作基地或基金，制作出更多的像《尘埃落定》、《成吉思汗》等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剧，以满足少数民族受众多元化的文化、娱乐需求。
2.强化民族语言／文字传媒
我国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特殊的生活方式及生存环境造成了他们的信息交流对语言环境的依赖性非常显著。因此积极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播媒介，使受众能够真正“看（听）懂”、“看（听）好”，是优化民族地区传媒生态的又一方向。一是要大力发展党报机关报的民族文字版，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记者的职业素养，壮大通讯员队伍，巩固民文版的读者群，增加民文版的信息量和实用性，民文版虽已不再是汉文版的翻版，仍应不断改进服务理念以切合民族受众的阅读心理和现实诉求；二是民族文字的期刊必须改变计划经济的办刊模式，树立全新办刊理念，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调整读者定位和市场细分，精心做好选题策划、市场营销、宣传发行，缩短出版周期，改进印刷质量，稳定和提高发行量；三是优先发展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媒体，保障充裕的播出时间和传播容量，增强译制实力，精心制作少数民族受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内容和节目形式，不仅能及时传播国内外新闻时事，还能提供丰富多彩的专题、社教、农技、文艺和影视节目以及气象、饮食、健康、旅游等各种生活服务信息与致富信息，以地方民族文化的传播带动中国主流文化的推广；四是打造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民族文字网络媒体，比如民族地区门户网站和新闻网站、民族文化网站的民族文字版，增强对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五是通过各种文化机构和社会力量制作多种形式的民族文化音像制品，补充民族地区的文化市场。事实上，只要党和政府的传媒内容丰富、制作精良，能够满足民族地区受众的文化、信息需求，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去接收境外媒体节目了。
3.培养民族传媒意见领袖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受众的媒介素养较差，同新闻传媒的参与性较差，人际传播的影响依然较深，因此可以考虑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传媒精英，精心打造出深受欢迎的、本民族自己的“传媒意见领袖”，发挥对少数民族受众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笔者认为，培养民族“传媒意见领袖”可分考虑两类人群，一类是本民族、本地区的著名专家、学家和干部以及各行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另一类是本民族、本地区大众传媒精英包括中心城市主流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知名编辑、记者和主持人。这些根植于地方民族文化土壤的“传媒意见领袖”，对民族问题的关注程度普遍较高，懂得本民族语言文字，熟悉地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与本民族感情深厚，具有自然的民族亲和力；同时他们文化层次较高，善于利用大众媒体获取信息与表达意见，因此在本民族中有较大的话语权，能对本民族受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特别是能在化解民族纠纷、妥善处理民族问题突发事件、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有鉴于此，民族地区高校新闻院系也要切实为民族地区培养、输送传媒人才，不仅要在课程体系中体现出地方民族特色，还要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回到民族地区新闻媒体实习和就业、施展才干和贡献力量，以逐步缓解民族地区新闻传媒长期面临的人才困境。
（二）国际舆论斗争：掌握话语权与坚持主导权
拉萨“3•14”事件中我国传媒话语权的缺失充分暴露出国际舆论斗争的残酷与激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国传媒应汲取“3•14”事件和“7•5”事件报道的教训与经验，牢牢把握舆论斗争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1.日常新闻报道正面宣传我国民族政策，批驳敌对观点
在当前的网络传播时代中，“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以及“对内新闻报道”和“对外新闻报道”的界限已日趋模糊，因此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应在日常性的民族新闻传播中有意识地关照国内外舆论，既擅长正面宣传我国民族政策，又注意批驳敌对观点。其一是长期坚持正面宣传我国政府和执政党的民族政策，通过各种体裁和图文声画等形式生动展示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方面事业的巨大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极大改善，客观反映各族同胞的团结互助与共同发展，以丰富的事实回击西方反华势力长期利用中国的民族、宗教和人权问题大做文章；其二是结合当前的时事“节点”如达赖访台、达赖私人代表进京谈判、“7•5”事件周年回顾等等，表达我国政府和执政党对民族问题、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密切关注，重申我国在民族问题上的一贯主张，批驳“藏独”、“疆独”等势力集团的分裂宣传，揭露其老底和野心，既能让国内受众真正明白“团结是福、分裂是祸”，明辨谁在造福、谁在造祸，以增强民族团结的信念，构建维护稳定的防线，同时也能在与境内外分裂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的长期舆论斗争中掌握主动。
2.重大突发性事件时快速反应，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与媒体在本地区发生与民族问题有关的重大突发性事件时，应快速反应，抢先占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把握先机和主动。民族问题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敏感话题，而突发性事件往往具有引发突然性、瞬间聚合性、状态失衡性与行为破坏性等特征，各种媒体的报道则又具有汇聚、放大和扩展效应，极容易使分散问题汇集成焦点问题，局部问题放大为全局问题，一般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因此当本地发生有关民族问题的重大突发事件时，地方政府和媒体应紧密配合率先占领舆论的制高点，第一时间召开政府新闻发布会和媒体滚动新闻报道，及时披露事件发生的原委、进展和解决方案，尽快平息事端、释疑解惑、疏导情绪、化解质疑，避免谣言横飞和事态升级，以“负责”和“高效”的态度赢得本地公众、国内社会与国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调动政府各方面力量和社会资源快速、平稳地解决事态，为民族地方社会稳定和国内民族团结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此外，民族地区的大众传媒还应增强新闻报道的预见性和敏感性，善于发现和抓住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细微动向与趋势，能够及时形成正确的舆论，发挥舆论引导的主动性。
3.善于使用网络媒体传播中国声音，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由于新闻具有地缘中心性和民族中心性，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与生俱来，我国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基本上敲不开西方的国门。但是互联网可以帮助我们绕过西方传统媒体的意识形态壁垒，向西方受众传播中国声音，使他们有机会了解中国社会真实的状况，改变固有偏见与误解并产生对中国的了解与支持，从而引导国际舆论向着有利中国的方向发展。目前，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央视网、中国日报网站等主要网络媒体大多设立了若干地方频道和多个外语频道，主动地向外界报道中国。而民族地区的网络媒体整体尚处于起步阶段，除了地方主管部门的大力扶持之外，自身也要苦练内功：一是要改进传播理念，增加信息量，加快更新速度，提升网站内涵；二是加强自我宣传推广，扩大自身影响力，增加点击访问量，逐步培养、聚集网站“人气”；三是创新赢利方式，改变老是依靠政府和新闻机构“输血”的状况，提高自身的经营活力；四是个别民族新闻网站开设了外（英）语频道，如“中国西藏新闻网”、“中国西藏网”、“新疆天山网”、“内蒙古新闻网”和“中国凉山彝族新闻网”等，要努力稳定下来，将来内容上从原有的地方民族文化、旅游和投资几方面还有更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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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族学刊》
栏目编辑：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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