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的晚上，阴谋在逼近北大营，逼近这里的中国军人。而这里的士兵们似乎觉得危险离他们还很遥远。
1931年9月18日入夜，沈阳城一片祥和。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办理丧事。沈阳城外五公里的北大营官兵大部分休息了，旅长王以哲到沈阳城里参加社会活动，第七旅所属三个团长都回家住宿去了，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住在营区值班。日本人正在紧锣密鼓的调动军队，阴谋一步步逼近了北大营的官兵。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这方面，和日本的步步紧逼，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这方面采取的是步步退让。特别是蒋介石，已经知道这件事，但是早就下了命令，不准抵抗。作为中国的最高当局，（蒋介石）采取这种坚决不抵抗的政策，整个对东北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931年8月16日，正在忙着第三次“围剿”中央红军的蒋介石给在北京的张学良发去了电报，电文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呈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在国难之际，寄希望于当时的国联。
国联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0年1月10日，又称国际联盟，总部设在日内瓦。当时的常任理事国有英、法、德、意、日五国，中国为非常任理事国。
由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绥靖政策，导致一些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胆量逐渐膨胀。同样，西方列强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这时，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正住在北京。遵照蒋委员长指示，张学良电告主持工作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对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须万分容忍。”
“九·一八”事变前的8月22日，蒋介石又在南京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表明了宁肯当亡国奴也不放弃剿灭共产党的反动立场。这时日军已是盛气紧逼，手中的战刀已高高举起。灾难，终于降临在东北人民的头上。
1931年9月18日晚上10：20分左右，日军驻虎石台三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名日军的工兵专家，装扮成铁路巡道员，来到了距北大营800米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
日军用小剂量炸药炸毁了一段路轨，逼迫两名中国百姓穿上东北军士兵的军装，然后开枪把他们打死，制造了中国军人炸毁铁路的假现场。
板垣征四郎，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大佐，参加过日俄战争，从青年时代起，板垣就立下了“把一生全部赌在中国”的誓言。他接到柳条湖爆破成功的电话后，板垣在沈阳的大和旅馆里按计划发出进攻的命令。早就准备好的日军独立守备大队驻虎石台一个中队的100多名士兵，从西北方向开始进攻北大营，满铁附属地两个中队的200多名日军从西面开始进攻。驻守抚顺和铁岭的日军从东北方向发起了进攻。到凌晨时，攻打北大营的日军总共有600多人，北大营三面受敌。与此同时，日军步兵第29联队的1000多人分三路向沈阳城逼近。攻打东三省兵工厂、飞机场和东大营的辽阳日军也开始了进攻。
日军首先攻击的就是北大营，枪声刚响的时候，北大营的许多官兵还以为日军搞夜间演习，直到日本人从满铁附属地内射来的炮弹在营区内爆炸，这时的北大营官兵才知道遭到了日军的袭击。
因为有蒋介石不准抵抗的政策，当晚留守第七旅的旅参谋长赵镇藩不敢轻举妄动，马上向上级报告。这时，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正带着太太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在北京前门外的中和戏院里看梅兰芳表演的京戏。接到日军进攻的报告，张学良一夜间十几次向南京政府告急，得不到答复，只好按照蒋介石以前的旨意，通过副官谭海向东北军传达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无疑，这样的命令帮了日军的大忙。进攻前，其实日军并没有完全取胜的把握，当时驻在北平的日军特务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此时驻在北大营的中国军队有8000多人，而进攻北大营的日军最多时也不过600多人，在数量上北大营的官兵占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攻进营区的日军，很多战士来不及穿上衣服就被日军用机枪扫射死在床上，有的被日军用刺刀捅死。
就在北大营的官兵遵照上级发出的“刀枪入库，挺着为国牺牲”的指令手足无措时，日军轻易的占领了部分北大营营区。这时驻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已经接到板垣征四郎的两封电报，其中一封的电报内容是：“北大营之敌炸毁南满铁路，我正与敌苦战。”这封颠倒黑白的电报，随即发给了日本国内。第二天，日本报纸报道了日本关东军精心编造的一个谎言：“奉天军炸毁南满铁路，中日两军战端已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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