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技术民族主义：集体记忆、身份认可与国际竞争基于联想5G投票事件的观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55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 王琴 欧阳果华 参加讨论
［摘要］技术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一个分支，其社会影响逐渐扩大。联想5G投票事件作为一个社会热点，折射出中国社会中技术与民族主义的互动关系。溯源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可知其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经历、民族发展诉求和全球化变迁下的产物。剖析联想投票事件这一案例可知，技不如人所遭受的民族性精神创伤形成的“集体记忆”、大众对引领国家发展的民族企业的“身份认可”、全球化进程中以技术为基石的“国家竞争”，三者构成理解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关键维度。当技术成为中国崛起之基石，把握技术发展在开放与自主之间的平衡，才是实现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之途。 ［关键词］技术民族主义；集体记忆；身份认同；联想投票事件；国际竞争；民族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传播条件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项目编号：14BDJ058） ［作者简介］王琴，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府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欧阳果华，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地方治理与网络政治研究。 一、联想5G投票事件概述 （一）投票过程始末 全球通信行业全球通行的技术规范由3GPP（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这一国际电信行业协会确认。围绕5G通信标准，3GPP总共召开了三次技术会议。第一次会议讨论数据信道编码（无线通信中，信道在传输信息的过程中由于距离、噪音等因素的影响，会导致信息丢失或错误，而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编码可以使得信息保真。全球范围内的通信要求信息传输的数据编码能统一通用，所以要求编码采取一致标准。5G标准将在一定范围的频段中选取部分作为数据信道（传输数据，根据数据量选择长码或短码）和控制信道（传输指令和同步参数，信息量小，长码无意义）。由此产生了数据信道编码和控制信道编码的需求。目前，业界主推两种编码方案：一种是LDPC码（低密度奇偶校验码），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加拉格（Robert Gallager）教授于1963年提出，该编码提出较早，发展较为成熟；一种是Polar码（极化码），由土耳其毕尔肯大学阿里坎（Erdal Arikan）教授于2008年提出，该编码在理论上具有领先优势。业界实践中，LDPC码传输长码的效率更好，而Polar码传输短码更有优势）。选择［1］。 这一次会议由参会成员进行提案，属于单纯的技术讨论，联想公司并未参会。 第二次会议的第一次议题讨论是数据信道编码标准的选择，共产生了四种方案［2］：（1）支持仅用LDPC码方案，该方案的支持者除了联想及旗下摩托罗拉，其余全是欧美日韩公司；（2）支持长码用LDPC码，短码用Polar码方案，该方案的支持者基本上囊括了所有中国企业（含台企）和一些欧美企业；（3）支持长码和短码都用Polar码方案，该方案的支持者只有华为公司（此方案由于支持者少，随即出局）；（4）支持长码用LDPC码，短码用Turbo码方案，该方案的支持者为LG等6家企业。由于各企业之间分歧较大，会方举行否决性投票（即一种方案如果该公司不同意，就一定要投反对票，详见表1）。  表1会议数据信道编码否决性投票方案 这次“投票”，成为联想被舆论指责的关键。因为长码方案选择LDPC码成为大势所趋，但是在短码方案选Polar码时，中方企业投反对票的只有联想及旗下摩托罗拉，其余企业都未反对。因此，会议决定，长码方案确定使用LDPC码，短码方案留待下次会议再议。 第三次会议最终决定所有5G编码的选择。Turbo码方案反对者最多，最先出局，讨论的焦点变为短码方案“是用LDPC码，还是用Polar码”。此时，支持短码使用LDPC码方案的为高通等欧美的31家企业，而支持使用Polar码方案的为华为等55家企业。由于企业投票的权重不同，最终以高通为首所主导的LDPC码方案胜出。而在控制信道编码的选择上，华为与联想、中兴、小米等55家提议的Polar码以绝对优势胜过高通、爱立信、NEC等五家公司提议的TBCC码。最终华为拿下控制信道编码标准。 总之，在3GPP讨论5G编码的三次会议中，华为作为通信行业的后来者，以自己的技术实力和合纵连横能力，对欧美日韩等企业发起了挑战，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联想在三次会议中并非关键角色，其投票也并未左右局势发展。 （二）事件发展始末 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2018年5月9日，联想在5G标准投票中的行为开始在互联网上传播。一时间，知乎、虎扑、微博等公众平台的大量帖子认为华为没有拿下5G标准是因为联想。 2018年5月11日，联想在新浪微博上声明“投票支持的是华为Polar码”。11日晚，华为于新浪微博上证实联想在信道编码中对华为主导的方案投了赞成票［3］。12日，杨元庆在微信朋友圈声称：“5G本来就是一个关于技术标准的投票……”［4］然而网民对联想的回应并不买账，有人指出：华为主推的Polar码在控制信道编码上有绝对优势，联想是否投赞成票对结果影响不大。问题的关键是，联想在数据信道短码投票过程中没有支持华为。随后，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等平台上抨击联想的文章不断传播。16日，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携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联想控股总裁朱立南向联想全体员工发表的题为“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的公开信后［5］，引发了热议。 二、技术民族主义的内涵、综述及渊源 （一）技术民族主义的概念 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它是凝聚人心建构现代国家的基础［6］。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作为民族主义的一个分支，指的是对技术应采取民族主义的态度——即技术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核心科技必须由本国企业掌握，不能依赖外部市场，这样才能确保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技术民族主义最早由美国学者罗伯特·莱许（Robert Reich）在20世纪80年代日美经济竞争态势下提出：“美国应该采取技术民族主义的措施，以防以后技术突破的机会被日本人夺走。”［7］此后，学者山田墩（Yamada Atsushi）指出新兴工业化的国家都有过技术民族主义历程。不过技术民族主义有新旧之分，旧技术民族主义是阻止全球化，通过政府领导技术创新，对外持关闭态度；“新技术民族主义”则是积极利用全球化，通过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对外采取有条件的开放［8］。 （二）技术民族主义综述 学者对于技术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认同技术民族主义，支持技术自主化；一派是批判技术民族主义，倡导技术全球化。 技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认为，技术民族主义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保障，也是后发国家的重要行动策略。因为技术民族主义通过民族自豪感、责任感可以激发技术人员的工作与创造热情，而民族主义情绪的降低会导致民族技术创造能力衰退［9］。而且，全球技术贸易的实质是发达国家推行技术霸权主义，其一方面努力保持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另一方面极力阻挠后发国家自主研发，并以“中国技术威胁论”来渲染中国自主独立发展［10］。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作为应激反应，并不违反任何国际协议。所以，中国必须要坚持走技术自主创新之路［11］，新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以技术换市场”的替代和终结者。中国的发展必须在开放与自主之间寻求平衡［12］，“但中国企业有可能与外国企业的利益一致。因此，美国人有可能从内部瓦解中国自主的技术标准体系”［13］。学者麦凯（Evan McKay）强调，技术民族主义一般是对日本发展模式的描述。但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一直愿意与外国竞争者合作，以促进研究和创新［14］。 技术民族主义的批判者认为，自由市场是技术发展的最好土壤，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国家的技术进步。学者孙犁指出：“技术民族主义的本质上都是以民族利益为号召，阻止技术全球化。政府绝无能力为企业判断技术的优劣、选择未来的技术走向。为此，最好的政府行为，就是开放市场、开放标准，让更多的企业参与竞争。 自由竞争是创新最好的土壤。”［15］一些国家意图通过“技术民族主义”的策略来提高本国的技术竞争力，但是随之而来的国际摩擦可能导致囚徒困境，因此，选择国际合作是最合适的冲突解决机制［16］。中国的总体战略可称之为新技术民族主义［17］，其主要通过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来获得国家发展优势［18］，从而确保中国产业的经济优势［19］。由于西方国家越来越难以保持领先优势，所以中西方之间易产生保护主义风险［20］。 从历史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技术民族主义时期。在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现实中，国家是民族利益保障的基石［21］616，技术则是民族发展和国家独立的物质保障。从现实来看，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技背后的利益却是有所归属——技术垄断、标准定价、相关产业的就业及税收——最终增强的是技术所属国的综合实力。 从全球化来看，即使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合作与交流，那也是产业结构和技术分工之间差异化的结果。但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总是占据收益的绝大部分。所以，后发国家借助技术民族主义来冲击也是一种策略选择。如何引导技术民族主义在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之间求得平衡，才是一个国家良好发展的关键。 （三）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的渊源 自古以来，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儒家文化使得中国一直有“天下”观［22］，然而，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中国从“器物之用”到“制度文化”皆落后于人，导致国家主权和领土屡遭西方列强侵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要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才能集中力量抵御外侮。在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要高效地进行社会动员，就必须要打破“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的困境［23］。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封建中国之后，在西方从军事到政治、经济全方位的冲击下的应激反应，其本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卷入全球化进程中为了救亡图存、重构国家凝聚力的选择。彼时中国必须创造一个超越封建皇权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才能凝聚起全国人民的认同。 1901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说法［24］。之后，他正式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25］。梁启超指出：“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段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比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之事也。”［26］22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强权，梁启超寄希望于民族主义支撑起国家之基——“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故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26］22。从历史观之，抵御外辱，物质是保障，技术是核心。所以，近代至今的全球化竞争中，中国也只有凝聚全国的力量用于技术发展，才能使国家拥有“不被挨打”的保障。由此，在中国追寻民族独立和国家自强的道路上，“民族发展”“国家富强”与“技术发展”成为密不可分的“孪生体”。 因此，理解技术民族主义的维度，就必须理解形塑它的历史路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首先，历史记忆是技术民族主义产生的土壤，中国近代以来至今的血泪历史成为技术民族主义的“建筑材料”。“技不如人”让中华民族遭受的血与泪铭刻于这个民族的历史深处，成为了全体人民的集体记忆。其次，身份认同是技术民族主义发展的保障。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不分地位阶层等级差异，将所有人聚合为同质的民族共同体的组成成员［27］5-6。精英在其中的作用是自觉成为本民族前进的领航者。再次，以科技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是技术民族主义生生不息的源泉。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但空间和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国家间竞争不断。当科技成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并赢得国际竞争的关键时，掌握核心科技就成为大众、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诉求。 三、集体记忆维度：大众如何认识技术发展中的历史伤痕 记忆，作为个人对曾经经历或认识事物的再现，它是一个心理过程。集体记忆，则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28］40，因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中才获得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28］68-69。换而言之，个体生命对历史的认知毋需历经具体历史过程，通过社会群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就可以构建起历史的连续性。集体记忆就是一个群体将发生过的历史重新建构，这种重构“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28］71。所以集体记忆是在现在的主流意识支配下，对历史事件再次叙述，对历史情感重绘再现。 某些事物一旦成为一个群体共享、传承及建构的内容，集体记忆便随之建立。因为，个体记忆是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这些记忆同时构建起了个人的身份认同，因为“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29］37。由此，集体记忆通过共有的意识、共同的历史、共享的情感构建起了“想象的共同体”［30］——因为“我们”（民族）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价值导向、共同的文化血脉，所以，“我们”（民族）在历史洪流中有着同舟共济的命运。 联想投票作为一个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事件掀起大讨论的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联想这一行为唤起了人们的集体记忆，从而引发了国人的技术民族主义思考。 首先，一个社会的主导的意识形态，会塑造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坚船利炮”叩开国门之后屡遭侵犯，以后遭遇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抗日战争等屈辱都作为血泪痕迹刻于民族记忆深处。而每一个侵略者背后，无不都有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为其支撑。当我们回望中国经历的屈辱和抗争的历史时，国歌里所唱到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从来都不是用比喻来修饰的歌词，而是中华民族没有自己的技术和工业，只能依靠肉体及精神奋起反抗的真实写照。没有自己的机枪大炮，没有自己的飞机军舰，中华民族只能依靠血肉之躯和不屈精神去求得民族之独立、国家之自强。基于此，毛泽东才深刻地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31］。当工业化成为国家富强的保障时，技术自主自然就与民族独立、国家自强等划上了等号，于是“科技强国”也就成为凝聚中国全体人民不断向前奋斗的重要动力。 其次，集体记忆，尤其是集体性的创伤记忆常常会通过仪式、符号被不断地唤起，集体记忆遇到恰当或者符合情境的符号和仪式时就会被“激活”。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西方国家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禁运和封锁，而改革开放后，“以市场换技术”的理念开始流行。及至中美贸易战下中兴被制裁（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在7年之内向中兴销售任何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并罚款中兴10亿美元），国人才觉“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之痛。于是，国人“渴望掌握核心技术”的集体记忆再次被唤醒。 再次，中美贸易战下，被美国“伤害”的集体记忆成为联想投票事件的导火索。从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的竞争和摩擦不断。改革开放后，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6年的“台海危机事件”、1999年的“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等，使得“技不如人”的愤慨深深地烙在了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中。“民族主义是受到伤害的社会做出的反应”［32］，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创伤会产生压抑。而想到创伤就会引起焦虑，因而它会被主动地抑制于潜意识之中”［33］。集体的创伤记忆亦是如此。联想公司作为中国民族企业的代表，在争夺高科技标准的会议投票中并未完全支持中国的企业，这种行为深深地刺痛了国人。 四、身份认同维度：大众如何抉择技术发展中的民族引领者 工业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经路径，而技术进步是工业化的关键。一国要走向现代化，就要求全体成员凝聚组织起来。对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源于政治与文化的作用。政治上而言，工业社会要求给予社会成员工作的资格并享受平等的、真正的、充分的公民权利和义务［34］45，“在特定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来自于‘人民’中的成员资格”［27］5-6；文化上而言，工业社会需要有技能知识的人口以及某种标准共享可用以广泛交流的语言及书面媒介［34］47-48。“定义明确的、由教育做后盾的、统一的文化单位构成了人们自愿地并且往往热情认同的近乎唯一的一种组织单位。”［34］73于是，人们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共同文化，成为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精神归宿。冷战结束后，资本和市场全球扩张，企业成为技术应用创新的主体。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企业及其优秀的产品，成为一个国家及其民族优秀品质外化的象征。 首先，从民族发展而言，联想作为民族企业“精英”，没有肩负起增进民族共同体利益的责任，这成为民众不认同的根源。从企业角度而言，联想公司作为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主体，投票必然考虑个体利益最大化。高通公司是联想公司的手机芯片供应商，所以联想在第二次投票时支持高通无可厚非。然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中国民族工业面临世界竞争，亟需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1994年联想公司“号称要通过‘产业报国’，‘扛起民族产业的大旗’”［35］。依托国内市场支持，2013年联想公司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厂商。当联想公司以民族科技自居，产品以“国货”旗号销售时，国人认可联想是民族企业的“精英”代表，所以为“国产”情怀买单。国人甚至长期不得不接受联想同款产品国外低价、国内高价的定价措施［36］。“人们可能把他们的认同看成部分地是由某种道德的或精神的承诺所规定的”［29］37——国人为“国货”买单的意图是希望联想公司扛起民族科技创新发展的大旗。然而，联想技术发展不足，自成立至今的二十余年间，联想始终是购买外国硬件然后组装销售，并未掌握核心技术，向上游产业链延伸发展。而作为科技企业，“2017年，联想的研发支出约为81亿元，为总营收的2.8%。相比之下，中兴研发费用近130亿元，为总营收的12%；华为研发费用接近900亿元，为总营收的15%”［37］。因此，大众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其次，从民族认同来看，联想公司并未完全与国内企业团结一致。虽然5G标准第二次会议投票时，联想公司的投票从结果来看也难以左右大局。但是，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抗，既需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还需要本民族群体团结一致，才有赢得胜利的可能。在投票结果未定之前，每个企业的投票都不能忽视。而且，为了突破美国高通公司的技术垄断，全体中国企业（含中国台湾地区企业）都一致支持华为公司主推的标准。这些支持者中，小米、vivo、oppo、中兴等公司在商业上都是华为公司的直接竞争对手。相比之下，投票给高通公司的联想公司就显得分外另类。如韦伯指出，“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38］92。 再次，就民族情感而言，联想公司高层领导对投票事件回应的方式，成为技术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的重要因素。面对社会大众的批评，联想公司发布《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然而，“民族主义认同的本源定位于‘人民（people）’之中”［27］1，联想公司“民族企业”光环是人民给予，产品是人民在消费，如若把大众摆在自身的对立面，又谈何捍卫民族企业的“荣誉”？而且，联想动员百余名企业家为其站台，唤起了大众共同历史教育下的思考，毕竟“（民族主义者）必须以一个我们认为至高无上的政治标准来衡量那些领导民族或渴望领导民族的阶级。……这些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38］98。 五、国际竞争维度：大众如何看待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博弈 “在一个国家安全无法得到保证的世界里，生存动机被视为一切行动的基础。”［39］为了保卫本国的安全和利益，国家必须有相应的实力作保障。肯尼迪指出，“一切世界军事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都是生产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后的必然结果”［40］。从历史角度看，农业社会的财富来源于土地，工业社会财富来源于市场，信息社会的财富来源于标准。在2G时代，欧美八家公司控制了整个全球市场，尽管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手机用户，但中国企业没有任何技术标准，结果是“市场未换到技术”。3G时代，中国提交的TD-SCDMA成为全球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步入通信标准全球竞争。4G时代，国内通信业认识到只有本国企业在全球统一的标准中拥有话语权，才能让中国整个信息产业链上下游受益。5G时代，全球只有一个通信标准，因此，谁拥有话语权就格外重要——这既牵涉到全球市场的利润再分配，又关系到国家占领科技领域的制高点，所以成为各国公司博弈的焦点。联想的投票从结果来看，对标准的最后出台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联想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支持高通的第二次投票及之后“技术标准无国界”的回应，成为引发大众不满的关键点。 首先，国际竞争中，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为了更好、更长远地保障民族企业利益和维护国民利益。如韦伯所言，“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38］93。从国家利益来看，“当今全球信息产业（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主导产业）的技术竞争已经超越了技术革新竞争本身。目前，谁控制了市场上的事实标准并保护了知识产权，谁就是技术上的优胜者”［41］。3GPP之所以进行技术标准的投票，是因为各种技术标准没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所以，每个公司的投票选择就格外关键。“每一个标准背后，都是一个国家的利益。”［42］从企业利益来看，目前在通信领域，华为从自身企业形象和国内厂商发展的角度出发，不收取国内厂商专利费［43］。而美国高通公司，“其一年从中国企业收取的专利使用费将近700亿元”［44］。从消费者利益来看，国内厂商向高通公司上缴的专利费用必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必然会通过其产品价格将代价转移给消费者。 其次，技术之争背后并非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关切到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机遇，联想回应投票只是一个“技术标准问题”的态度，挑起了大众的情绪。从历史来看，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于1949年通过“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33个西方国家达成《瓦森纳协定》控制常规武器和高新技术出口，其民用技术出口限制涵盖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先进材料等9大类。中国依旧在被禁运国家之列。从现实来看，受《瓦森纳协定》中“出口中国的技术必须落后2代”的条款限制，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即使通过市场也不能获得国际最新科技。而落后就意味着受制于人。2017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3770亿块，同比增长10.1%，进口金额为2601.4亿美元”［45］，相比之下，“中国2017年全部原油进口金额才为1623.3亿美元”［46］。科技作为国家竞争的物质保障，不可能没有国界。 再次，联想投票虽然是2016年的事情，但是这一事件放在中美贸易战、中国制造转型及中华民族复兴等背景下就成为触发技术民族主义的焦点。一是，中美贸易战是美方主动选择的逆全球化，使得中方不得不寻求民族国家屏障保护。“一个社会越是稳定，其成员的安全感越大”［21］148，由此，愈是面对外来压力的挑战，愈是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应激情绪。二是，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制造业升级转型等一系列问题的当下，整个社会的转型焦虑对技术的渴求就愈发明显，这也催生了技术民族主义情绪。三是，技术作为能够保障国家利益、宣扬民族优越性及有利于国家未来发展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附着民族属性。近代以来的“国货运动”也是通过民族主义把商品贴上“国货”或“洋货”的标签，利用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力量引导企业及消费者行为［47］。及至目前，技术自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挂钩，于是，任何有悖于这一目标的行为，都会引来不满。 当“技术成为划分世界新格局的重要手段时”［48］，技术对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意义就愈发重要，人们对自主掌握技术也就愈发渴求。当前，为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国家布局“中国制造2025”“中国工业4.0”战略，全社会对技术创新发展的客观需求不断增强。而以技术和知识产权为主的国际贸易战仍在继续，导致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滋长。联想投票作为这一形势下的事件，自然会遭到技术民族主义者的批判，从而演变为一个舆论事件。值得指出的是，技术民族主义并非是要“闭关自守”。全球化给予了中国借助全球资源和技术发展的机遇，中国也会以开放、合作和共赢的态度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同发展。如5G投票过程中，华为公司就通过自身的技术研发与全球各企业的合作，在技术标准的投票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但和平时期的国际竞争是“不流血的战争”，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49］。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技术民族主义在开放与自主之间寻求最佳平衡，从而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3GPP.Final_Minutes_report_RAN1#86_v100[EB/OL].(2016-05-01)http://www.3gpp.org/ftp/tsg_ran/WG1_RL1/TSGR1_86/Report/Final_Minutes_report_RAN1%2386_v100.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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