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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威哈正利]在科学与人文之间:马林诺夫斯基的现代性人类学(3)


    四、结语
    1914年11月8日,在迈鲁岛停留了两个月的马林诺夫斯基迎来了到访的哈登一行。哈登的目的是要搜集大洋洲地区独木舟制作的资料,随行的还有他的女儿,她的目的在于搜集“翻线游戏”。他们只停留了几天,但是这次相逢有着两个时代人类学交替的隐喻。“翻线游戏与家户调查相对,独木舟的相关技术与交易的经济学相对,总之,是哈登的巡回游走式调查与马林诺夫斯基停留在一地深挖的方法论热情之间的对立。”以搜集材料为目的的旧式人类学无力担负以民族志来挖掘复杂人性,关照人性普同价值观的使命。马林诺夫斯基通过人类学呼应了20世纪初那场试图通过新人文主义思想解救人类困境的思想浪潮,而人类学也通过马林诺夫斯基进入到了贯通人文与科学的现代学科平台。如果说,我们可以将田野工作的开创性贡献归属于哈登带领的托雷斯海峡探险团队的话,那么现代人类学的开创者仍然非马林诺夫斯基莫属。
    如果仅仅根据成名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来评价马林诺夫斯基的学术贡献,那么他可能仅仅是一位成功的民族志作家,一位田野工作方法的开创者。他将人类学的学科价值放置于新人文主义的思想脉络中,同时又通过严谨的科学实践支撑着人类学不断帮助人们走向对异文化的理解,走向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将人类学带出了工具人类学的局限,使人类学不仅是一种在自己的话题领域进行研究的科学,而且有对于文化进行科学研究的责任,借助于理论展开对人类文化的更深层次理解。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一方面承接人类学模仿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范式,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人文关怀开启了人类学关注原始人的宗教观、价值观,通过阐释来理解人性复杂及其共同性的人文主义范式。正如吴文藻引介马林诺夫斯基作品时指出的,马林诺夫斯基赋予民族志撰述以思想价值,他的民族志描述细致入微,总是充满着现实和思想关怀。
    马林诺夫斯基培养出英国人类学三杰——弗斯(Raymond Firth)、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利奇(Edmund Leach)。其中弗斯承继马林诺夫斯基的语言学研究,成为伦敦语言学派的奠基者,在语境语义学方面贡献卓著。埃文斯-普里查德推动了人类学的人文主义转向,将历史维度纳入人类学研究。利奇则将结构视角纳入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开创了英国新结构主义学派。虽然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摈弃了切片式的功能主义,但新人文主义所凝聚起来的对人性探知的热情,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以及对科学方法的不懈坚持,则在后续的学人中代代传续。而马林诺夫斯基在民族志撰写中大胆注入主体性视角,呈现人性中不可测度的情感张力,在田野的“悬置”过程中,与土著人发生情感的共鸣等做法,则在面对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如象征学派、符号主义、阐释主义等的作品时,仍不过时。也许是因为人文主义价值的永恒性,马林诺夫斯基在这个层面也应该是永远谈不尽的话题。
    (原文刊于《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夏季刊,总第1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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