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创制的目标与成效——以土族文字考察为例(2)
http://www.newdu.com 2024/09/20 03:09:14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 杜敏 刘志刚 参加讨论
三、土族文字的使用成效及不足 在土文创制40年之际, 应客观地看待土族文字的成效, 实事求是地制定民族语言文字政策, 尊重客观规律和时代要求。 (一) 从文字产生及发展规律看土族新创文字 从自源文字发展史来看, 有声语言的产生远远早于文字, “文字是有声言语的补充性交际手段, 这种手段是在语言基础上产生的, 主要用来把言语传到远处, 长久保持, 并借助图形符号或形象来表现……虽然文字大大促进了人类的发展, 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社会本质”。文字只是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 并不是语言的全部。“文字的起源与阶级的出现没有必然联系……文字的起源只能与语言有关系, 语言是文字起源必要的先决条件”。也即部落、民族或国家, 其文字是由社会发展和语言生活需求而产生的, 这样的文字符合实际的语言生活。然而新创土族文字缺乏这样的先决条件。 对文字的认识尤其是对新创文字的认识, 须尊重文字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部分人当中似乎形成这样一种共识, 认为有文字的语言比没有文字的语言先进, 甚至把这一问题转嫁到对不同民族的认同上, 有文字的民族即先进民族。一些人认为“即使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下, 有文字的民族和无文字的民族, 无论在经济, 还是在文化发展等方面, 都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来”。民族无高低贵贱, 语言亦无优劣之分, 尤其在我国, 充分保障了各民族平等和语言文字使用的自由。 文字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突破了言语时空限制。一种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产生的, 受多种社会因素制约, 人为制造并不是文字产生的根本机制。“文字的全民性首先表现在文字的产生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文字不是神造的, 也不是个人的产物。吴国的朱育, 武则天都造过文字, 这些人造字不具有全面性, 不能流通于社会, 只能是个人的欣赏品, 因此注定是短命的”。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博士于1887年创制了“世界语”(Esperanto, 意为希望者), 他希望人类借助这种语言相互增进了解, 消除国际交流的语言障碍。然而“世界语”的目标也并未实现, 只成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因此, 文字的发展和相应的语言政策必须尊重客观规律, 否则并不会取得较好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 为原先没有文字且人口较少少数民族创制的文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主观愿望很好, 但人为创制的土族文字, 难以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 其试行也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 其使用效果不佳。 (二) 从社会功能看土族新创文字 从社会属性来看土族文字, 其创制受时代影响较大。在近20年试行过程中, 未形成较好的群众基础, 在土族群众的实际语言生活中未能有效拓展土族语交际功能, 也非语言文化传承的最佳方法。 1.土族文字是时代的产物 土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一直没有产生文字。建国后在民族语文政策影响下, 1979年李克郁先生正式创制了土族文字。 在一定的时期内, 土族文字的创制调动了土族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和积极性, 一定程度上也调动了老百姓的积极性, 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践行了各民族自由平等的民族政策, 充分体现了我国各民族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今天, 土族群众全民土汉双语兼用, 汉语方言和普通话成为对外交际的主要语言。如果从语言生活需求的视角来审视土族言语社区的发展, 恰恰是土族群众具备了汉语和汉字能力而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参与度, 消除了他们外出的语言文字障碍。然而土族文字实际上并未满足土族人民语言生活中的文字需求。 创制的土族文字, 并不具备自源文字所具有的特征和优势, 一旦其社会功能出现调整, 其传播和发展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2.土族文字使用缺乏群众基础 文字是在人民长期社会实践中产生的, 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决定了其活力与前途。土族文字自创制以来, 仅在互助县局部地方进行短暂的试行, 只有极少数土族知识分子掌握了其用法, 广大群众并未广泛参与其中。土族文字停止试行和群众参与的缺失, 说明土文并未满足群众对文字的需求, 而土族人民文化教育的发展是汉字帮助其实现的。 在互助县的土文试行, 主要措施是举办土文培训班和部分小学低年级试教, 受训人数较少。“直到1988年底, 用各种用途掌握学习土文的人数已达到2500余人”。目前未发现土文试行截止时接受培训总人数的数据, 但据我们估算, 互助地区接受小学试教、土文培训的人数共计不超过5000人, 且并未评估受训人的土文水平。2000年人口普查土族总人口数量约为24万, 据此估算, 土文在试行停止前其培训率不及2%。另外广播和电影的译制虽使用了土文, 但土语广播和电影在土族群众中产生影响是因为土族群众能够听懂有声土族语, 与土族文字关系不大。从今天的现状来看, 土族人民群众扫盲教育的实现和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是通过接受学校汉语教育实现的, 土族文字所起作用还不好衡量。 另外, 衡量一种文字的价值和作用, 不能局部代替整体。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互助、民和、同仁、大通和甘肃天祝、永登和卓尼等地, 在互助县局部地方极少数土族群众当中试行土文, 并不能据此判断其前景光明。2015年我们实地调研了甘肃天祝、卓尼等地的土族群众, 他们从未听说过土族文字。2019年初调研了互助县丹麻、五十镇和台子乡的部分村庄, 当地土族群众几乎无人认识土族文字。然而在互助县土族聚居区, 土族语在家庭和同族环境中保持完好, 同时, 全民兼用互助汉语方言或普通话。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土族人口约有29万。对一种创制文字来说, 仅有几千人曾经接受过短时间的培训, 就认为该文字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值得重新判断。目前, “关注社会现实、体现人文关怀……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面临的迫切问题”, 我们今天仍需深入调查, 客观、科学地评价人造文字的使用效果。 3.土族文字未有效拓展土族语交际功能 社会性是语言文字的根本属性, 文字必须满足人们对语言文字生活的多种需求。从文字性质来看,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从文字的用途来说, “文字是作为有声言语的交际手段而产生的, 最初主要用来把言语传至远处和留之久远”, 拓展语言交际功能是文字根本功能。历史上土族只有语言, 没有文字, 原先土族多使用汉字或藏文。“语言只是一种交际工具, 或者说, 最主要的功能是交际功能。尽管语言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思维的成果和工具, 历史的积淀, 但这些属性是依附于交际属性的一些辅助属性, 一旦语言退出交际领域, 这些属性也随之失去……任何语言一旦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不能担当交际工具的职责, 无论它的结构多么精致, 所承载的文化多么精深, 同样必然消亡”。目前, 土族语言仅是族群和家庭言语社区中使用的语言之一, 并未成为他们参与其他社会活动的交际工具。 新中国成立初, 创制土族文字的初衷是帮助土族人民提高文化素质, 提升交际能力, 促进当地发展。但土族文字自1979年创制以来, 因试行区域小, 受众少, 并未真正地拓展土族语的交际功能。如今土族地区有了巨大发展, 他们须积极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 土族文字显然不能满足土族人民的这一要求。 综上, 土族新创文字并未有效拓展土族语的交际功能, 土族群众的语言超时空传递由汉字承担, 土族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在国家教育下实现的, 其新创土族文字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限。 4.创制文字并非文化传承的唯一方法 很多民族只有语言, 没有文字, 时至今日, 文化却很好地传承和发展。“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中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 因为文字和语言, 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 并非唯一的工具, 而且这个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 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但是词却不一定要文。文是用眼睛可以看到的符号, 就是字。词不一定是刻出来或写出来的符号, 也可以是用声音说出来的符号——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 可以不一定有‘文字’”。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国内很多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无文字, 如果认为仅有“创制文字”才能有效实现语言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那么他们已有的语言文化是否早已消失？事实并非如此。在历史上, 土族虽无文字, 但是他们与汉、藏等民族接触的过程中, 既吸收了藏汉优秀的文化传统、信仰, 又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风俗习惯, 并一直传承。因为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 人为干预的成效甚微。 同时, 土族族源说法不一, 主要有吐谷浑说和蒙古族说。如果认同“吐谷浑”说, 目前尚未发现吐谷浑语言文字的文献, 今天已无从考证吐谷浑语言和土族语言之间的关系, 然而他们的语言在无文字的情况下却很好地传承了下来。另外, 一些学者认为土族主要来源是蒙古族, 并融合了其他民族。李克郁把土族语和13—14世纪中古蒙古语对比研究发现, 二者近似程度较高。如果支持“蒙古族说”, 那么在历史上土族是有文字的, 只是在长期的战乱和民族迁移中文字流失, 只保存下了语言, 其语言、民族文化仍在有序传承和发展。通过创制文字来促进土族语言文化保护的理据貌似不够充分。 为何土族没有新创文字之前其语言文化也实现了传承和发展, 今天却认为只有创制文字, 才能够有效地保护传统文化呢？这从逻辑架构上来讲是不充分的。今天使用“土族新创文字”翻译土族民俗、文学作品, 为的是让土族年轻人或其他民族了解土族的民族文化, 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土族群众看不懂用土族新创文字翻译的作品, 那么用土文记录和翻译的意义又如何实现呢？ 上一代学者为土族新创文字付出了艰辛努力, 他们把土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置于自身肩上努力探索, 这种精神值得发扬。通过土族新创文字在40年来对土族语言文化传承、民族教育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有效地证明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 人口较少民族的“新创文字”并不是提升民族文化素质、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最佳方法。未有前代学者的努力和探索, 今天我们亦会如此。土族新创文字是土族人民对自己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等问题做出的思考, 是他们为传承和保护民族语言文化而做的努力, 但其使用成效不佳。 5.人为创作文字不是提高教育水平的良方 进入21世纪以来, 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与新创文字关系的研究受到关注, 倡导在少数民族地区应该保护“新创文字”, 实行以“新创文字”参与的“双语”教育, 或者对其进行立法等。一些学者讨论新创民族文字对教育扫盲功能时说：“在汉语文程度普及较低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不管少数民族群众选择了民族文字扫盲还是汉文扫盲, 新创民族文字扫盲是基础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谈及解决途径时提到要“更新新创文字扫盲教育观念, 实现从知识性扫盲向功能性扫盲的转变, 积极开展少数民族双语扫盲教育, 大力开发新创民族文字扫盲乡土教材, 加大新创文字扫盲经费投入”。一些学者认为“土族语言及新创文字有利于满足土族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长远需要, 政府部门应当大力加强土族语言及新创文字的保护政策”。 研究表明, 土族文字并未有效满足土族群众对语言文字生活的需求。目前国内其他人口较少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是“民汉双语”兼用, 普通话或汉语方言成为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语言之一, 更为他们发展提供了机遇。因此继续倡导人口较少少数民族使用“新创文字”, 已不具备现实需求, 只能增加他们学习负担。同时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 要靠民族语言环境的稳定来实现。语言文化传承与现代化发展进程表面上看似冲突, 实质并非如此。表面上的冲突主要认为普通话的使用和普及造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濒危, 然而我们认为二者并不冲突, 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 主要靠言语和文化社区的相对稳定来维持, 言语社区的稳定性恰恰要靠社会的全面发展来实现, 只有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缩小社会各方面差距, 促进当地发展, 保持族群、人口分布的稳定性, 才能有效构建和谐的言语社区和语言环境, 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提供保障。 结语 从土族新创文字40年的发展历程和使用效果看, 其初创目标与现实效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继续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推行新创文字参与的民汉双语教育模式及构想并非语言文化保护的最佳选择, 其途径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的今天, 如何保护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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