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公共责任与社会价值：以美国与挪威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31 《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 常姝 参加讨论
摘要：本文以美国和挪威的公共人类学实践为例，系统概述了公共人类学的发展动因、学科定位、形态内容、价值成效和挑战前景。公共人类学旨在重振人类学与公共领域的连接，紧密围绕当今世界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提出学理解释与应对方案，通过广泛多元的知识传输和行动介入渠道向公众传播人类学见解并改善民生境况，以此履行人类学的公共责任与社会价值。近年来公共人类学发展迅速，已成为融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知识普及应用于一体的人类学知识生产、传输、运用体系，造就了公共领域与人类学的紧密互动和双向受益。但公共人类学家在伦理、职业与政治安全、学术报偿机制、媒体传播、介入效果评估、公共参与的社会资本等多方面面临一些障碍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将更利于推动极富前景的公共人类学的活跃发展。 关键词：公共人类学；公共责任；社会价值 近20年来，公共人类学这一别具风格的学科抱负与发展取向在世界人类学界凸显。该取向由美国学者命名提出，对多国学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力与召唤力。公共人类学集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知识应用于一体，是21世纪人类学的主要学科生长点之一。综述公共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趋势，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扩建和定位转型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目前，虽然国内学界已有对公共人类学的引介(周大鸣、段颖，2012;马腾嶽，2014;朱凌飞，2014;李家驹，2015;陈兴贵，2016)，但尚缺少对该取向发展脉络和现状的系统完整的评述。本文将重点以美国和挪威的实践为例，梳理公共人类学的发展动因、学科定位、形态内容、价值成效和挑战前景。美国是公共人类学的概念成形地和新兴活跃地，挪威则是在这一新名词出现之前早已有深厚公共人类学传统的地域。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一一讨论全球各地的公共人类学实践，而将主要针对美国和挪威两国描述和归纳公共人类学概况。 本文指出:公共人类学是人类学提升在公共领域位置形象及社会价值(social relevance)的实用策略，也是学者表达道德关怀和履行公共责任(public responsibility)的有力渠道;国内学界应明确提出公共人类学概念，拓展其本土意涵和行动内容，推进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为世界公共人类学的发展贡献中国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希望本文能促进国内学界对公共人类学适时活跃的关注和思考、讨论和实践。 一、公共人类学的发展动因 人类学是一门基于民族志田野材料解读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与共通人性的学科。自学科创立至今，人类学以丰厚的知识成果，对提升学者与公众对于人类处境与人性的认知与想象产生过深刻影响。人类学家也曾以“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实践人类学”(practicing anthropology)、“介入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等多元分支取向，将人类学知识应用于解决特定社会问题或为特定群体服务的行动。但因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以理论推进而非知识应用为主要导向的纯学术人类学(academic anthropology)占据学科主流地位。20世纪末，时逢学科发展遭遇内外困境之际，美国人类学界涌现“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的新提法，呼吁学科同行重视知识成果的公共责任与社会价值。这在世界其他地域的人类学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呼应与回响。 公共人类学的提出和发展有三个基本动因。一是纠正人类学脱离于公共领域的孤岛化态势，重建学科的公共形象与尊严地位。二是让人类学摆脱在学界的边缘化地位，更好应对政府、基金机构、大学管理层对科研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和公共责任感的评定要求。三是均衡学术型与非学术型人才培养，使人类学专业毕业生在教职紧缺的情况下可有更广阔的社会就业前景。 纵观学科史，人类学与更广阔的公共领域曾联系密切。人类学于19-20世纪之交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9世纪，美国的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与英国的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等学科奠基者们在阐释人类学理念时，将之定位于与更广博的其余社会文化研究取向的紧密对话之中(Eriksen,2016)。随后人类学学科筹建新兴之时，各国领军级人物具有明确的社会现实关怀并活跃介入公共领域，进行了大量面向公众推广学科理念的工作。 在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以反种族主义和反战的作品和发声而被公众熟知，因革新美国公众思维方式而荣登《时代周刊》(Time)封面人物。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以广受公众尊崇喜爱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革新了公众对青春期和性的认知。她还通过在学术与非学术杂志上的诸多发表、电视与公共辩论活动中的大量演讲谈话、数字媒体沟通等方式影响公众理念和与人类学议题相关的政策。比如，她在美国知名的拥有300万订阅者的女性杂志《红书》(Redbook)持续16年撰写每月专栏，发表捍卫女性权利、提倡性别平等的观点，挑战性别常规教条并重塑公众见解(Shankman,2018)。她被《时代周刊》列为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25位女性之一。在英国，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通过大量讲座、BBC电视节目发言发表关于科学、宗教、原始经济的见解。在法国，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活跃于大众媒体，参与对诸多议题的讨论(Borofsky&De Lauri,2019)。 人类学中虽不乏将知识予以公共运用的著名前辈与事例，但在20世纪中后期，除去人类学家担任公知的传统保持较好的个别地域(例如挪威、拉美、非洲、印度)，在英美等其他国家人类学的总体态势是，大多数人类学家日益安守于在象牙塔内进行学科自建，学科专业化和建制化程度上升但公共化程度下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随着1960年代欧美等地人类学系扩建与学生人数显增，这一态势更加明显且成为惯例。出版社把学者学生特别是本科生人群作为学术著作的主要售出对象而无销售受阻赔本之忧。学者无须像学科初创者一样，为证明学科价值而力求以简明有趣的表述风格扩展公众阅读群;相反，学者在著作中更重视理论范式的更新迭代，以提升个人在学科内部的声望与加速职称进阶。很多作品只在学科圈层内流转而甚少被公众传知，可读性和趣味性下滑而且甚至无法与记者写的民族志媲美(Mathews,2019)。人类学家日益分化出与其他学科交织但标新立异的多个分支，在各分支内自拓天地自说自话，可被称为在“学科之茧”内部独立门户、自我繁殖、自给自足(Eriksen,2016)。另一方面，虽不少学者作品处理和民生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但因公众认知度较低，人类学在媒体和公众舆论中的公共形象凝滞刻板，往往被狭隘或错误理解为对原始部落等远方异客奇风异俗的考察者、隐私生活的窥探者。另因特定历史原因，应用导向的研究在该学科评估框架内属于被轻视排斥的边缘支流(Rylko-Bauer et al.,2006)，这也多少锉削了学科后辈投身于应用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锐气。 近年来，迫于外部基金机构、政府、大学管理层的压力，欧美人类学遭遇发展危机，不能再故步自封于学科之茧而忽视与广博社会的关联、仅看重纯学术增长而忽视学科社会价值和公共责任。欧洲的基金组织和政府越来越推崇科研资助与评估的硬科学标准，着重强调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与公共益处。例如，评估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研究质量的“研究卓越框架”系统(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要求人类学家应证实社会影响力，即“在学术界外对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政策或服务、健康、生活环境或品质产生的效果、改变、益处”(Borofsky&De Lauri,2019:8)。大学管理层也鼓励奖励科研成果的媒体曝光率和影响力，以提升本机构的科研经济价值及在本国或全球大学排名中的位置(Driessen,2013)。人类学因忽视学术产品的公共辐射力与影响力，在这类资助评估奖励体系中属于被边缘化的弱势学科。一些欧洲国家近年来停办了人类学博士学位项目;美国媒体则呼吁受到政府或私人基金资助的各学科学者明确回答研究为公众带来的实际益处(Borofsky&De Lauri,2019)。 从学科内部来看，人类学在学科范式上几经更迭，继后现代主义范式之后研究领域和专长的分化更趋精细繁杂，丧失了学科勃兴初期的聚焦型主导型学科主题和身份认同，难以向外界的基金资助者输送统一鲜明的人类学学科价值形象。人类学在对外价值输出上越不清晰明确，越难拿到经费资助，也越易沦为当前愈演愈烈的大学审计文化(audit culture)——大学依据对学者作品发表数量、期刊和出版社档次、学界引用量的量化统计而非科研价值的质性评估，来裁定学者的科研水平——的牺牲品(Borofsky&De Lauri,2019)。 学科发展另一危机是人才培养失衡。长期以来，人类学训练偏重对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对非学术型人才训练和投入不足。在人类学教职有限紧缺的地域，人类学学位获得者无法在学术界内外找到好的就业出路，有损于学科的社会声誉和对年轻人才后备军的吸引力。2012年，美国一位州长曾因学人类学的女儿无法就业，公开表示应缩减人类学资金投入与学科规模;同年，美国两大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Forbes)与《基普林格》(Kiplinger)把人类学列入全美十大最差本科专业排行榜前列;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也发文批评人类学是高校未能培训学生具备就业市场所需技能的典型例证(Gomberg-Munoz,2013)。此类评价引起美国人类学家与专业协会的激烈反驳。但更有力的回击应是扩大优化非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人类学学生配备有效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知识技能，使其毕业后能在前景广阔的多元职业岗位上发挥才干。 二、公共人类学的定义与学科定位 正是在学科身处内外交困危机的背景下，美国涌现“公共人类学”的新提法，意在恢复人类学与公共领域的联结和重振学科公共价值。该词于1990年代末由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罗伯特·博罗夫斯基(Robert Borofsky)与其合作者提出。他们在推广加州大学出版社的一套书系时以“公共人类学”命名其风格特点，号召更多人类学家以吸引公众的表述方式探讨与民生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把新颖的学科洞见注入公众讨论，并反过来激活重构人类学的学科方向。其对公共人类学的基本定义是“:人类学发挥有效应对学科疆界之外问题的能力并承担一定义务，应对方式包括学术发表和更广泛多元的输出渠道、活动、教育、行动与参与。”(Borofsky&De Lauri,2019:5-6)创刊于2019年的美国学术期刊《公共人类学家》(Public Anthropologist)则更旗帜鲜明地将其总结为“一种持续提醒和召唤，主张把民族志与跨文化比较产生的知识联结到社会变迁、政治行动上去”(DeLauri,2019:1)。人类学家要履行双重责任。既充当“民族志见证者”，向大众描写超出其生活边界之外的其他文化族群的生活方式、知识传统、信仰情感;还要充当“介入型知识分子”——“通过民族志来重新设定公共辩论的框架，即以新的洞见与框架改变既有被认可的社会议题认知方式，并朝着有益于他人特别是人类学工作对象的方向促成社会政治变迁”(Borofsky & De Lauri,2019:6)。 上述定义与宗旨围绕三个关键维度:公共议题、公众联结和公共责任。一是人类学要紧密关切当今世界发展中引起广泛公众关心的公共议题，而非人类学各分支学者从纯学术角度规制和界定的偏狭问题。二是以公众可理解和获取的渠道传播人类学见解。三是借此积极履行人类学家的道德关怀与社会责任，把知识赋予公众以提升人类生活境况。尤当面对某些危害人类生存的全球性危机或伤害弱势群体人权利益的社会问题时，人类学家不可再持超然客观的观察者立场，而要承担起为人类特别是弱者减轻苦难解除困扰、吁求谋取众生之益的公共责任。人类学彰显社会价值，方可获得对消审计文化的智识声望和政治权力，巩固和提升学科地位。 就学科定位而言，公共人类学与人类学其他学科分支取向的异同点，可归纳为下表。这些类型互有交叉重合，但在实施者和成果受众或服务对象上存在差异。纯学术人类学是人类学家在学科圈层内部创造分享学理型知识，是一切其余分支取向的根基;应用人类学是人类学家根据政府或客户需求生产工具性知识;介入人类学是人类学家把所研究的特定群体视为合作伙伴并对之负责，促进他们基于共享的特定生活与行事方式更优的价值判断，争取实现共享目标，带来社会变迁(Besteman,2013);实践人类学是人类学学位持有者在非学术界工作中实践和运用人类学知识技能(Nolan,2013);公共人类学强调回到更广泛的大众(非人类学学者与非学术受众)中与之进行沟通对话，向公众提供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学理解释与对策方案。就知识信息受众范围而言，公共人类学最具外向型导向，也最有力地强调了公共责任。它推动让公众周知学科见解并让持有多方视角的公众涉入讨论，汇聚出更好理解和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方案，强调人类学应发挥改变和解放社会的有力显著作用(Subkhan,2019)。 三、公共人类学的个体与机构实践形态 自提出20年来，公共人类学这一带有明确价值行动导向和火热现实抱负的学术取向在世界多国生长发展。除美国外，挪威、印度、墨西哥、巴西的人类学公共参与热情尤高。通过网络引擎，我们可搜索出国际上大量的相关出版物、教育和科研项目、机构、网站、会议、活动等信息。因公共人类学的界定宽泛模糊，也无经典范式或操作规约可循，各国实践者可在这片新天地里灵活自由开疆拓土，开发充实公共人类学的形态与内容。为分析便利，笔者将公共人类学的实践形态按照个体与机构实践两个层面论述。二者在现实中互有交叉，互相促进。 人类学家个体实践：公共影响力传播渠道的续谱 个体人类学家凭借广泛多元的渠道向公众传递人类学知识理念。按公共影响力的辐射范围，人类学家公共参与的续谱上，高调一端是人类学家在知名媒体上频频现身而将影响力达至最广泛的公众，低调一端是学者在学校授课中把人类学视角和人文精神传递给规模较小的学生群体。两端之间的其他公共参与渠道包括:学者通过学术或非学术渠道撰文发表观点、进行政策法律研究咨询、在政府或法院听证会为原住民维权做证词、在各类组织或企业担任咨询师等职务、为社会机构或团体做讲座、组织开展文艺表演或其他活动、制作播放影像制品、撰写特定机构委托报告、参与组织社会运动等。 各类传统与新兴的公共媒体介质是将人类学知识与广大公众联结的高效渠道。传统媒体包括电视、广播、报纸等。欧美人类学家在丰富多样的电视或广播频道讲述其他族群和文化的故事，或长年在一些知名要报撰写专栏文章。比如，美国民族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韦德·戴维斯(Wade Davis)受雇于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协助国家地理频道制作讲述非西方生活方式的节目，警醒世人保护世界文化与植物的多样性，使其免受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破坏(Orr,2009)。 挪威人类学家在本国的主流传统媒体上具有极高的可见度和公众知名度。因特殊的国家历史与社会情境因素，挪威人类学家在发挥公知影响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挪威国小人少，民众受教育程度较高且求知欲强，对公知文化资本的信任度高，在相对平等主义的社会氛围中有较强的公民责任感，活跃参与有关社会政治和国家发展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政府有良好的尊重专家学者和运用其研究成果辅政的传统。自1960年代以来，挪威的社会人类学家逐渐形成并延续了充当公知角色的强大传统，在挪威的对外发展援助、原住民萨米人(Sa?mi)的族群政治、移民和避难者的涌入带来的“多元文化社会”建设等颇富争议又高度敏感的重要问题上踊跃发声，特别是呼吁主要族群担负起对于地位低的弱小族群所具有的道德责任。人类学家活跃投身于在全国或地方报纸上写专栏文章，接受电台、电视台、纸媒的记者采访，应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民间协会等组织邀请做专业知识议题讲座，并在各类公共论坛演讲。他们往往根据研究专长参与媒体上相关议题的辩论，贡献更精细新颖的认知视角，批判专项政策和扩大讨论的边界;有时也超越专长领域进行多议题的一般性讲解评议(Howell,2010)。 除传统媒体之外，新科技通信手段为人类学家通过新兴媒体提高公共影响力提供更大便利。近年来在美国人类学网站与博客激增，以适应电子媒体时代公众阅读偏好的转型。“野性思维”(Savage Minds)是由一些资深学者、有高度公共参与精神的年轻学者、研究生、从事非学术工作的人类学系毕业生于2005年共同开办的知名博客，现改名为“人类学齿根”(Anthro{dendum})。他们借助博客分享和讨论人类学理论与学科史、课程与教学方法、田野调查方法与经历、求职经验。博客开办1年后即被美国权威科学杂志《自然》(Nature)评为50个顶尖学科博客之一。加拿大康戈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学者马西米兰·福特(Maximilian C. Forte)开创“零点人类学”(Zero Anthropology)博客，聚焦讨论帝国主义与人类处境的关系，以书评、影评、全球热点事件评议等形式分析帝国主义的历史、哲学、意识形态、文化、实践。美国哈特威克学院(Hartwick College)教授杰森·安特罗西奥(Jason Antrosio)设立“人类学生活”(Living Anthropologically)的博客，与大众分享人类学本科生课程材料并向其普及最重大的学科发现，传输人类学对于全球化变迁时代人类文化丰富共存和灵活可变的根本信念。美国学者保罗·斯托勒(Paul Stoller)多年来为《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撰写非学术短文博客，以娴熟技巧运用人类学概念学理评述当前热点事件或议题，曾被美国人类学协会授予2015年度人类学媒体奖。也有学者在知名的人类学在线杂志专栏上——比如维纳格林人类学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创办的独立网络杂志《现代人》(SAPIENS)——以文字和视频分享有关公共议题和新兴现象的学科见解。 此外，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运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社交网络和微博客服务网站，向公众传输人类学理念和推广人类学博客网站资源。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跳离了学术体制内资深专家主控学术会场或发表平台的局面，资深专家、新生派学者、记者、相关议题领域从业者等都可参与其中，快速及时评议热点议题。 参与涉及公共政策、治理策略、文化观念等议题的公共辩论，是人类学家媒体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类学家参与公共辩论的主要策略技巧，是用人类学视角重新界定广受公众热切关注讨论的议题，颠覆其他学科或思维范式塑造的成见，革新政府和民众的思考方式和议题内容。例如，2015年法国查理周刊枪击案后，主流媒体报道以政治科学“文明冲突论”的思维框架，把悲剧武断简化地归因为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与敌视。欧美人类学家参与了媒体写作与辩论，从移民对法国的历史贡献和当前移民后裔被歧视、排斥、剥夺经济机会的社会不平等现况及其积怨情绪出发，提供了关于悲剧成因的综合性全新解释，并且揭示主流媒体片面渲染不同文明的对立而忽略彼此的相融与团结友爱(Haugerud,2016)。 公共人类学家也探索其他实验性的新表达方式，以公众喜闻乐见和清晰易懂的形式转译和普及学科理念。途径包括写作散文、个人游记、个人传记、对本文化的反思批评文章等(Eriksen,2006)。影像人类学是另一条极富活力的新路径。学者通过制作播放电影纪录片等艺术形式，借助影像直达人心的感染力量，讲述人类为社会尊严和幸福斗争的故事，传播人类学关于尊重人类文化差异与捍卫人性尊严的理念。 上述渠道是以作用于社会话语和理念来间接促成社会转变。公共人类学家也通过前面提及的直接介入社区和公众的行动——参与组织各类活动和增进民主和社会正义、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社会运动——来直接促成社会与政治变迁。例如，2011年美国爆发了全国性的抗议金融资本主义以及政府应对金融危机不力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多位美国人类学家是运动核心成员，有力塑造了大众对于抵御和制衡资本与政治权力问题的认知。其中，知名左派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在印度尼西亚，在本地人对移民和非主流宗教信徒的排斥情绪与暴力行为日渐增长的形势下，印尼人类学协会和多位人类学家组织了倡护“多元包容印尼的人类学运动”(Anthropologist Movement for Diverse and Inclusive Indonesia)，力主提升国民对文化多样性的包容态度与保护意识(Subkhan,2019)。 人类学机构实践：协会、高校、特色机构的协作 当代公共人类学也包含机构集体行动。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AAA)和英国皇家人类学协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RAI)都在机构纲领中声明了发展公共人类学的诉求，并在机构刊物中发布相关成果和推进讨论。美国人类学协会于2008年成立“实践应用和公共利益人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Practicing, Applied and Public Interest Anthropology)，提议人类学要把分析焦点瞄向对所有人类群体的生活产生影响的紧迫社会现实问题。协会曾针对大众关注度高的人权问题——包括政府或团体采取伤害人权的政策、侵犯原住民和其他弱势群体权益、破坏学术自由、施行种族主义暴力等——提出多项倡护主张(Waterston,2017)。例如，协会曾倡议敦促特朗普政府撤销禁止7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进入美国领土的行政命令，也曾声援被泰国军政府发起法庭传唤和扼杀学术自由的几位泰国人类学家(Subkhan,2019)。 2009年，美国人类学协会在主办的权威刊物《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开设公共人类学专栏，凸显和宣传该取向的力作。2017年，为扩散此类作品的网络影响力和促进作者更快捷地参与对热点议题的公共辩论，协会将该专栏移至网络输出端。专栏编辑鼓励作者与当今电子传媒时代的沟通形态保持同步，真正发挥新沟通模式的力量。作者可在投稿时附加或独立提交视频照片等多媒体资源和其他电子资源，包括在推特网站上写的“推文”(tweet)故事、油管(YouTube)视频网站的节目列表、自制课程大纲和数码录音等(Benton&Bonilla,2017)。协会也开设博客，向公众介绍协会的宗旨、分委会、年报、决策、新发展趋势等。 另外，美国人类学协会举办丰富多样的社会活动，向大众传递人类学理念。例如，协会组织了种族主题的全国博物馆巡回展览，让大众了解人类学的解读视角。作为目前全球人类学界最大的学术组织，该协会注重在重大学术活动的设计上引领本行业学者的公共化转型。近年来，它在组办一年一度的本行业最盛大活动美国人类学协会年会时，先后以人类学价值、气候变迁等强调人类学现实关怀的核心词目作为年会主题。协会也为学术评价机制革新做了奠基性工作。近来它通过了新的职称评审指导原则，可供高校职称评审委员评估新兴的公共形式的人类学作品的质量，将之纳入职称晋级考量因素。 在教学培训上，北美现有7所知名公立或私立高校的人类学系设置公共人类学教研与学位项目。其中包含美国的5所大学: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它们以“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公共利益人类学”(Public Interest Anthropology)、“公共人类学倡议”(Public Anthropology Initiative)等不同名词命名教研和学位项目类型。加拿大的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与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合作设立“公共议题人类学硕士联合培养项目”(Public Issues Anthropology MA Joint Program)。这些项目名称不同，人才培养的侧重方向和目标有差别，但共同点在于: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与兴趣的方式，培养学生熟练掌握运用人类学视角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技能，使其成为具备公共关怀职业精神和问题解析专业能力的学术型人才或者未来可在公共服务、社区组织、社会倡护、文化资源管理等领域就业和担任领袖的非学术型人才(例见MacDonald,2019)。 迄今，美国高校中已成立两所以公共人类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知识公共输出为宗旨的特色机构。一个是公共人类学命名者博罗夫斯基教授于2001-2004年在夏威夷太平洋大学成立的公共人类学中心(Center for a Public Anthropology)，在全国享有盛名。另一个是加州弗雷斯诺市的社会科学学院(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人类学系成立的区域性的公共人类学机构(Institute of Public Anthropology)。前者在工作内容、规模和影响力上更胜一筹。 该中心在机构网站提供了公共人类学书系的免费共享通道，这些著作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公众理念，并对改善公众生活有较大贡献。中心也举办出书竞赛，与加州大学出版社合作，面向研究生、中青年学者两个群体征选针对重大社会问题的书籍写作计划，与优胜者签订出版合同。在人才培养上，中心在网络上共享人类学课程教学影像，并设置社区行动网络(Community Action Project)和核心教育评估(Assessment of Core Educational Proficiences)项目。前者是组织本科生参与公共介入项目，通过新颖的教学方式培训学生获得未来就业的三项关键技能——批判性思考问题、有效沟通、积极履行公民责任，并鼓励不同学校背景和视野的学生沟通共享理念，提升写作技能。后者则是邀请学生、家长、教师、大学管理者正式评估学生以上技能提升的实效。 该中心发布系列博客，邀请知名人类学家以访谈或撰文形式分享关于人类学公共角色的见解。中心也组织了“另类指标”(Alternative Metrics，简写Altmetrics)评估项目。即跳离传统的学术引用率排名体系，对全美主要人类学系科研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和公共价值——在新闻媒体、政策文件、博客上的被引用情况和比率——进行评估排名，排名数据库里包含人类学家个体和人类学系整体的详细贡献情况。中心建议研究基金会或大学职位职称评选委员会把这个指标体系作为评审申请者科研资质的重要参考依据。这项建议是否被相关组织采纳落实尚不可知。但另类指标体系的开发标志着人类学界可以将一个人类学家的公共责任与社会价值的体现程度、而非学术作品发表量作为衡量其职责履行情况的标准。这是中心为推动学科的公共人类学范式转型走出的重要一步。在未来，中心拟对激励本系学者在世界媒体发表多篇高知名度文章的人类学系予以奖励。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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