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公共责任与社会价值：以美国与挪威为例(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23 《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 常姝 参加讨论
四、公共人类学主要议题与成果案例 公共人类学议题广泛，涵盖战争、贫困、性别平等、人权、土地改革、食品与生命安全、资源渠道、公共健康、跨国生物资本流动、新科技、网络、自由、移民和流散、犯罪、恐怖主义、社会阶层、霸权、气候变迁、环境挑战、社会运动、行动主义等事项。其中既有对人类学经典传统研究议题的延伸扩展，也有伴随当今世界新生社会现象而开发的全新议题。 经典传统议题包括种族、移民、族群关系、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等(周大鸣、段颖，2012;Checker,2009)。在种族问题突出的美国，人类学家深入分析了影响种族不平等的制度结构因素和观念壁垒，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种族与移民、贫困、人权、信仰等问题的关联，以翔实民族志故事展示日常生活中的种族歧视潜规则及弱势种族体验，并注重增强人类学对公众话语观念和政府决策的影响能力。随着2015年美国黑人抗议警察暴行运动的爆发和跨国蔓延，欧美人类学家除著文分析多国的反黑人暴力，也在媒体上参与到对种族问题、司法正义、经济不平等的公共辩论之中。 移民研究的焦点是涌入西方的大量移民特别是难民在当地的社会与文化整合问题。过往十年，世界上流离失所者数量激增，难民移民在欧美等流入地的边缘化与异化成为社会整合的威胁因素，这是21世纪最严峻的全球政治核心问题之一。人类学家侧重于以民族志一手素材理解迁移特别是非法迁移的因果和过程，考察边界管理和移民监管中边界官员与移民的互动、移民互助网络和主体体验、全球走私网的布局、移民遭受污名化和攻击的人权问题、媒体对移民现象的表述方式及其后果(Haugerud,2016)。 在挪威，当移民与原有群体的族群整合问题日益突出时，移民研究领域的一些人类学家频频在电台、电视台、报纸、公共论坛等媒体平台亮相发声，或与政府官员以及多个移民民间组织代表人对谈辩论，提供从人类学角度看待和解决移民问题的见解建议。他们指出政府官员及其仰赖的其他学科技术专家的视角盲点和局限，建议其在设计和实施移民政策时考虑移民的文化复杂性，以及移民在人观、性别、家庭与亲属制度、经济等多方面的价值观与实践。20世纪末，几位持续在此领域发声和创作重要学术成果的人类学家成为媒体知名人物，对于塑造革新挪威公众的理念做出巨大贡献。同时，这几位人类学家与其他较不出名的同行一道，在媒体上向公众传输反对种族主义和倡导跨文化包容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教育其从移民内部视角出发理解和接纳移民群体的文化价值(Howell,2010)。 公共人类学研究和介入族群冲突的另一领域是原住民权益问题。例如，在挪威、澳大利亚等地，人类学家与其所研究的原住民群体合作互助，当原住民的土地、水源、自然资源被国家水电站等发展项目或跨国公司侵占时，人类学家联合环保主义者或其他各类激进群体，协助原住民维护权益。其中，学院派学者组织会议和发表学术出版物，探讨原住民的文化与权利。行动派学者通过媒体发声、参与游行、公众集会演讲、充当法庭专家证人等形式进行直接的行动介入。也有人类学家在公共政策上施加影响，比如有人为国家议会提供关于原住民文化、制度、实践的咨询服务，为原住民土地确权和自治出谋划策(Howell,2010; Edmunds&Skidmore,2007)。 在传统议题之外，人类学家围绕当今世界上具有全球普遍性和重要性的社会问题开拓新的研究介入领地。学者在环境生态灾难危机、公共健康问题、社区应用研究与公共服务、网络化时代新兴媒体对政治进程和生活世界的改变等问题领域，创造了较为突出的标志性成果(李家驹，2015)。在环境生态灾难危机的应对上，近20年欧美人类学家的主流研究趋势是通过跨学科合作和多地比较分析，研究对比不同受灾人群认知和应对灾害的地方性知识与本土实践，从而为未来受灾人群提供公共政策和救援操作上的经验参照。他们也协助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在政策、伦理、项目、资源、效果等方面更充分关注受援助方的文化、需求与本土力量(Apthorpe&Borton,2019)。社区应用研究与公共服务所涉议题广泛。例如，有的学者联合城市规划师、环境工程师等调研老旧的城市住宅区，为居民组织提供资助和服务(Zuniga,2012);有的学者研究被拆迁穷人城区的社区组织方式，观察这些组织如何运作日常生活政治以及对抗官方城市规划中的不利方面，协助民间开展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社区营造活动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倡导在单一现代性城市规划美学之外政府与公众应尊重饱含社区历史记忆与文化意义的民间“社会美学”(Herzfeld,2016);有的学者协助解决社区居民与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争端和促进双方文化的共享共建(Atalay,2012)。 在医学领域，公共人类学的路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学者们或是以批判分析深入揭示本土疾病问题与全球化因素——全球化时代更大的政治、道德、社会危机等议题——之间的深刻关联;或是靠直接的行动介入来推动诸如艾滋病、器官交易、吸毒等公共健康问题的解决。 美国公共人类学悍将保罗·法默(Paul Farmer)的研究与介入很具代表性。他是美国医学人类学的新生代领军级人物，现任教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与社会医学系。他大力倡导运用融合流行病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的“生物-社会取向”(biosocial approach)解决全球健康公平问题。这一取向突破了仅以医学范式看待疾病问题的片面性局限性，而是结合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念方法全面探索疾病的社会成因与影响疾病治疗的社会因素，特别是揭示导致全球健康不平等的“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问题——哪些全球性与地方性的不公正结构性因素将特定地域或身份的贫弱人群置身于患病高风险与难获医疗救助困境之中。法默通过学术与非学术写作、媒体发声、公共演讲、游说政府等多种渠道提升公众与政府对于贫弱者生命健康权应获保障的意识，为倡护筹集公共卫生基金进行了大量努力。他与合作者在海地、卢旺达等贫穷国家建立了名为“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的非政府组织，协助当地争取外部资金技术支援、建立和完善卫生服务体系、以人道主义精神为穷人提供医疗救助。基于来自一线民族志调研与医疗行动的实践经验材料，他们批驳了长久以来西方流行病学家与公共卫生学家所秉持的误导性偏见——认为由于医疗资源有限和非西方民众固守本地文化而抵制西医，西方强国对非西方国家的医疗援助不具可行性。他们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力强盛和生存资源优越性源自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非西方边缘国家的利益剥夺，前者对于穷国民众脱离疾病困苦应担负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医疗资源可通过政府与民间的积极行动得以创造、开发、增长;非西方民众往往以医疗多元主义的实用态度愿意尝试西医，关键在于西方医疗援助组织应以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深入了解当地情境和民众需求，以有效提供全球健康递送服务。他们从医学人类学角度革新了人们对于全球健康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认知与想象，对于启发和塑造全球健康学者和实践者的工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Farmer, et al.,2013)。 人类学家也积极介入对全球疫病与疫情控制的研究与行动中。例如，埃博拉疫情爆发后，许多研究西非和医学的人类学家主动成立工作坊并与全球健康机构联系合作，向媒体与援助组织提供专业知识。美国人类学协会设立埃博拉在线研讨会，搭建起由十几个国家的上百名专家组成的网络。他们帮助协调医疗队和本地居民的关系，提出医疗救助应充分考虑当地社会文化特点及人性因素。美国的人类学杂志刊发了追踪疫情动态的系列热点文章，在杂志的博客空间里也发布了人类学家记述救援及挑战的田野笔记及其对医疗援助的讨论。美国人类学协会、世界人类学协会、其他基金会组织了多次会议，编写协助健康组织工作的抗疫简报。一些英国人类学家与塞拉利昂的大学合作建立埃博拉事件人类学回应平台，积极协助政策项目运用人类学地方性知识而明显有效地控制疫情。这些学者被英国授予“杰出国际影响力”奖章。也有人类学家在知名博客专栏上撰写对疫情的历史情境根源的批判分析，分析奴隶贸易、殖民主义、后殖民时期非洲对外来援助的依赖性、非洲内战的历史遗产如何影响了疫情的扩散模式并导致政府和国际组织难以协作干预(Haugerud,2016; Apthorpe & Borton,2019)。 此处还有必要指出，公共人类学家在议题分析的取向上有五大特色，体现了人类学独特的学科认知方式与价值。一是扎根性民族志。人类学家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观察探访真实故事。这些民族志故事是学科权威性的源泉。它们既为学者评议紧迫社会问题提供强大的有说服力的实据基础，也为政府和相关组织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地方性知识依据。学者向公众普及人类学理念时，故事比空泛的观念性说辞对于公众有更大的吸引力和震撼力(Kolshus,2017)。二是关系性思考。人类学家把田野点的具体现象问题与全球化时代更大的政治、道德、社会危机等议题相连，并指出地方-全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之间的深刻关联(Edmunds & Skidmore,2007)。三是批判取向，学者注重批判性揭示对于人性尊严和幸福构成威胁伤害的个人或结构性力量(诸如不平等权力关系和不公正制度安排等因素)。四是跨文化比较分析。人类学家提供对具有世界或多地区共性的社会问题在不同地域的表现、变化、成因、解决方式的跨文化比较分析，可在对比中扩展认识与解决问题的想象力，并生产超人意料和令人兴奋的前沿知识(Borofsky&De Lauri,2019)。五是过程取向。这在公共政策人类学中体现最明显。人类学家追踪考察在一项政策从决策到实施的过程中多方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复杂互动，观察其中的复杂性、模糊性、变动性、不确定性，由此可更充分地把握现实动态状况以及政策预想与结局的偏差(Edmunds&Skidmore,2007)。 除了发挥本学科优势，公共人类学家也努力扩展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和各界人士的合作，吸取借鉴后者在视角方法、思维方式、知识经验上的亮点，从而交融出更全面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综合视角。跨界合作不仅生产出更富创造力的知识成果，也使其中的每个参与者增长见识技能，并有助于学科外人士更好地了解人类学的价值。在公共政策研究中，人类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互补共融尤为重要，人类学家也积极依靠政策受众本身的见解、经验和能动实践来完成知识生产。2019年12月，当代世界著名人类学家乔治·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和米歇尔·费彻尔(Michael Fischer)在北京大学发表了关于30年来世界人类学发展新趋向的演讲，其中特别提到人类学家可通过与艺术家等其他学科人士的合作，学习他人对社会现象敏锐深刻的洞见，来增进研究实践的想象力与知识生产潜力。 五、公共人类学的价值成效与挑战困境 回望20年，公共人类学的普及性和重要性在多国逐渐凸显。特别在美国和挪威，公共人类学家表现活跃，将这一分支取向建成为融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知识普及和应用为一体的人类学知识生产、传输、运用体系。但并非所有人类学家对该取向都持欢迎和追随态度。目前学界对此尚存褒贬论争。赞颂者认为学者应具备直面和回应广泛社会需求的学科态度。批评者主要针对该分支的模糊性与统一性加以批判，认为它与应用人类学多有重复，又偏离了学科原本在取向分化上的丰富多样性(Rylko-Bauer et al., 2006; Borofsky & De Lauri, 2019)。 但不可否认，公共人类学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使得公共领域与人类学紧密互动并双向受益。它为多层次多类别的公众以综合性、革新性、颠覆性的视角看待与解决重要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思考框架。反过来，人类学知识的公共普及与运用也极大地反哺了人类学学科。人类学家将公共议题和对话带回到学科的教研实践中，开拓了新的理论场域和教研方法;公共介入中的跨界合作使人类学家学习到其他学科或行业的长处技能并开发新型合作民族志方法;公共化写作有利于提升人类学的公众声望和增强学者简明扼要提出有力论点的能力;公众知名度高的学者可获得政府等机构特别准允的内部调研机会;以公共化知识运用为导向的人才培养项目拓宽了学生就业渠道，增强了学科的人才招揽吸引力。此外，公共人类学可从评估和挑选哪些人类学知识能有效衍生出恰当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角度，为夯实学科知识积累提供新渠道(Borofsky&De Lauri,2019)。 但公共人类学也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碍和挑战。不同国家的人类学家虽在社会文化情境和认识论背景上存在差异，但共同面临发展公共人类学、促成社会变迁、产生有效伦理行动的结构障碍。公共人类学家定期组织国际圆桌会议，集体讨论和反思行动中的问题，共商应对策略(例见Bangstad et al.,2017)。 一是人类学家在公共参与中会面临较为棘手的伦理问题。有的公共政策人类学引起了激烈的学界伦理争议。比如，美军“人群地域系统”(Human Terrain System)雇佣人类学家提供作战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文化知识信息，以此作为军事行动和决策的依据。这样做有让人类学充当战争工具之嫌，其伦理合法性受到许多人类学家的指责(周大鸣、段颖，2012)。公共人类学家将学科原本的“不伤害”他人的伦理原则推进到“有益于”他人的原则，但对于学者应如何把握行动中伦理原则的分寸尚且界定不明，也常存争议。一个现实问题是，人类学家和研究对象的“施助者-受助者”身份会更加强化双方的权力不对等关系，学者需要对施助态度和方式保持反思和警惕(Borofsky&De Lauri,2019)。人类学家帮助研究对象维权时——比如作为专家型见证人在法庭提供维护原住民权益的证词——也须更清晰地认知其中的伦理风险(Edmunds & Skidmore,2007)。有些人类学家在媒体上提出争议度和敏感度较高的倡护主张，遭遇公众口头甚至身体暴力的攻击。比如，有的挪威人类学家提倡公众对某些移民群体违犯国家法律的传统民俗(例如，索马里人对女性施行阴蒂切除术)予以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解和尊重，遭受了一些激进民众的舆论暴力侵扰甚至人身攻击;一些挪威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在向公众讲解穆斯林移民群体中的强制婚姻和家族处死反抗女性的“荣誉杀害”习俗时，也面临伦理困扰——应该如何处理个人伦理认同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职业要求之间的张力(Howell,2010)。 二是人类学家在担负维护社会正义的公共责任时会面临多重的职业与政治风险。当人类学家向大众普及关于社会不公和剥削压迫现象的批判分析，或者更直接地号召和组织为弱者权益抗争的社会运动时，可能会受到政府的压制与惩罚——惩罚形式包括抨击否定作品、阻挠学术生涯、中止科研项目、禁止入境调研等(Borofsky & De Lauri, 2019; Howell, 2010)。美国高校虽然允许教员发表批判言论和理论著作，但对激进的社会行动容忍度较低。持政治保守主义态度的高校会把激进的公共人类学家视为问题人物，予以解聘或不准晋升职称等惩罚。比如，之前提及的美国著名左派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格雷伯在耶鲁大学任教时，因支持校研究生会的抗争行动而被学校解雇。虽有民众在网络上发起了声势较大的力挺格雷伯教授的抗议活动，《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也报道事件以示声援，但美国各大学不允许校内人员在公开场合讨论此事。在被强制的沉默之中和事件的震慑效应之下，大学学者的公共介入行动空间被规约和限制(Price,2019)。 三是高校尚未建立和完善对公共人类学作品的学术报偿机制。目前，各个大学很少将这类作品真正纳入职称晋升指标，多年来阻碍学科走向公共领域的重学术轻运用的学科深层霸权结构并无很明显的实质性改变(Borofsky&De Lauri,2019)。一些学院派人士谴责面向大众书写的人类学作品在表达方式上记者化、简单化、通俗化，甚至将学科庸俗化，以此来维护和加固纯学术人类学在学科内部等级制中所占据的高阶位置。公共人类学家如何在面向公众的知识普及中平衡两端——既适当保留对问题复杂性的专业化学理解释深度，又能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向公众传达信息——是一项微妙的艺术。否则，学者只执其一端，将陷入表达深涩无法吸引公众或者表达肤浅丧失同行尊重的尴尬境地。 四是人类学家在运用媒体进行知识传播时会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当今世界已进入传媒手段多元和信息量庞大的注意力经济时代，人类学家在纷繁杂音中抓取和保持公众注意力的难度增大。人类学的媒体输出实效也难以确切评估，有时会产生复杂的未预料负面后果。人类学家在媒体上表达的理性观点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极端言论冲击，使得学科的媒体介入难有持续的良性效果。例如，在挪威极右民族主义上升、民众对移民的态度日趋刚性化和强硬化的态势下，人类学家在媒体上为维护移民权利发声，易受持政治保守态度的大多数民众的舆论冲击(Howell,2010)。人类学家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包含艰涩术语和复杂思考的作品及理念时，难免会因媒体传输误差和公众理解力局限等因素而被公众误解。大众媒体为抓取公众注意力常追求表述的戏剧化效果，有时会偏离人类学家的原意误述其观点，引发一些本可避免的舆论争议(Subkhan,2019)。大学机构应向学者提供增强媒体应对技能的培训和支援，特别是帮助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学者克服个人的心理情绪困扰。 五是基金会与其他机构对人类学公共介入效果的评估常常流于空谈。比如，美国的公立或私立基金会虽要求学者在科研项目申请书上声明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公共责任，但往往缺乏对这一成效的切实检验。美国的伦理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将科研项目的社会和社区贡献作为项目申请者必须提交的内容之一，但也缺乏事后对其真实贡献的验证(Borofsky & De Lauri,2019)。人类学分析的实践效用——到底对公共舆论和公众观念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对帮助公众理解和解决他们关切的社会问题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也难于被精确量化评估。 六是年轻学者在公共参与方面遇到的压力和挑战更大。资深学者在作品的公众关注度与媒体邀约频率上占据优势，他们高处学术等级金字塔的顶端，也无职称晋升压力，可以以功成名就者的姿态和心态轻松涉入公共领域。年轻学者虽有公共参与的热情与抱负，但他们在教学科研和行政事务上任务繁重，在公共领域发声和行动的资源与社会资本也有限。年轻学者该如何应对高校里逐渐强化的对学者加大公共参与的期待和要求——比如，他们应如何调配时间精力，持续显身于公共媒体和电子媒体平台发表观点(Hastings, et al.,2018)? 可以预见，只有高校加大学者公共贡献在职称评审指标中的权重，并对贡献者予以制度性的奖励，才能吸引大量年轻学者持久投入到公共参与中来。 六、结语：公共人类学在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前景 纵有上述行动问题与风险，但与不行动的代价——人类学与社会世界脱离联系、故步自封于学科之茧、臣服于大学审计文化的统治、在高校改革和经费紧缩中难以自证社会价值而存活——相比，公共人类学的开拓显然紧迫而必要。也有学者以更乐观的心态，把公共人类学视为学者深入到公共领域开拓学科发展新契机的主动进击战，而非逃离学科危机的消极自卫战(Edmunds&Skidmore,2007)。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也在近年来涌现了公共化转向。比如，21世纪初，在美国左派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大力倡导推动下，美国社会学界掀起公共社会学运动。其宗旨是让社会学回归社会，与公众沟通对话，向公众传播有关重大公共议题的专业知识，并通过公共介入行动促进社会变迁。如果说公共社会学是以准确认知与捍卫公民社会作为立身之本，在以劳动力、货币和土地的商品化为特征的三波市场化浪潮挤占社会空间的态势下这一捍卫更显紧要(闻翔，2008);那么，公共人类学的核心任务则是向公众普及有关人类文化多样性与共通人性的知识，承担起保护文化多样性、改善人类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处境、捍卫人性尊严的道德责任。 欧美等多国已把公共人类学视为对学科成长有基础效用的方向。国外同行在这个充满活力的行动舞台和日益引人入胜的学术领域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其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发展公共人类学具有良好借鉴价值。费孝通先生曾表达过要发展“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费孝通，1980)的宏愿，希冀学科经世济用造福于民，这与公共人类学宗旨一致。目前，国内人类学界尚未明确提出这一学术概念，应用人类学概念更为普及和受认可，也有学者提出发展行动人类学的主张(例见景军，2014)。但“应用”和“行动”都重在强调学者将人类学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或直接参与行动介入，漏失了公共人类学所包含的向公众普及人类学知识、及其对实践和理论构建予以同等重视的面相。我们应在吸收借鉴既有国内外知识成果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更为综合全面的公共人类学学科体系。 至今，就公共人类学的三个关键维度——公共议题、公众联结、公共责任——而言，国内人类学家已进行丰富的具有公共人类学风格的前期探索和开拓。第一，国内人类学家围绕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大众关切的重要社会现实问题——都市化、贫困、流动人口与移民、环境生态问题、医疗健康问题、公民社会与社区建设(周大鸣、段颖，2012)——形成了集理论探索和对策研究于一体的重要知识成果。尤其是医学人类学家针对艾滋病防治与社会认知、吸毒问题与戒毒模式、乡村慢性病现状与护理、献血机制和器官移植文化、健康观念和教育、民族与宗教医疗、精神健康问题、老龄护理与适老科技开发等与民生攸关的公共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学理探索和对策研究(例见景军，2006，2019;何煦、潘天舒，2017)。 第二，人类学家通过传统和新兴媒体介质增进与公众的联结。学者通过各类文化类媒体微信公众号、人类学专业机构团体或个人开办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人类学方面的资讯，拓展广大的电子媒介阅读群。发布内容包括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报告、著作导读评介、从业经验分享、教学方法讨论、热点事件评议、社会现象分析等。借此渠道，人类学家可以超越于学术期刊文章或著作的阅读群极为小众的困境，面向广大公众以较为轻松有趣的方式传输人类学的理念、视角、信息，扩大学科的社会影响力和公共可见度。另外，一些媒体机构寻求在报道议题和内容上融入人类学视角;也有一些有人类学知识背景的非专业人士，用民族志和文学写作相结合的方式，针对时事热点进行实验性的非虚构写作。 第三，一些人类学家通过研究或直接的行动介入，有力履行了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提升弱者生存处境的公共责任。例如，侯远高教授常年在家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展艾滋病防治和戒毒等方面的调研与介入行动。他创办了名为“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非政府组织。他为之筹措资金搭建组织架构、培训义务宣传员和志愿者、成立乡村青少年同伴教育队、组织乡村艺术团进行用彝族母语戏剧宣传相关知识的巡回演出活动，探索出一种有效运用本土少数民族人力与文化资源开展禁毒和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民间运作模式。该组织也为艾滋病孤儿提供金钱、教育、生活资源等方面的支援，并培训彝族乡村女子掌握外出务工谋生的技能。通过多年的乡村实践，他在保护和传承彝族文化的同时，创造了具有革新性和示范性的民族地区慈善公益组织运作模式(梁艳菊，2009;侯远高，2013)。 继往开来，国内人类学界可在上述先行者卓越努力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公共人类学概念，思考和拓展其本土意涵和行动内容，从个体和机构实践的双重层面推动人类学走入公共领域的公共化转向，发展完善具备议题的“公共性”、方法的“植根性”、视野的“前瞻性”(潘天舒，2012)的学科体系。通过回顾和梳理国外人类学家在公共领域的角色和实践、困境和风险，笔者认为国内学界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公共人类学的学科建设。 一是学者立足于广大民众关心的重要社会现实问题进行调研和介入行动，积极与其他领域学者、政策决策者和实施者、相关行业人士等进行跨界合作，注重对社会问题提供具有理论深度的学理解释和恰当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基于实践完善学科理论体系。二是学者针对人类学最有发言权的社会问题，加大在各类媒体介质中传输专业知识视角的操作力度，倡护营销人类学理念，更有效引领公众意见和舆论。三是学者拓展与政府部门的联络渠道，提升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四是人类学专业机构团体和各高校人类学系合力，建立学者愿意积极承担公共责任和发挥社会价值的学科氛围。各机构和高校可参考美国公共人类学中心的办法，建立人类学成果公共影响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在人员聘用、职称评审时加大此类指标的权重，以激励学者从单一追求学术发表绩效转到兼顾追求学术工作的社会贡献上来。另外，人类学专业协会可搭建公共人类学的学术平台，促成有此志向和努力的学者之间的联结协作，并通过机构网站向公众展示公共人类学的突出知识成果。五是高校人类学系应当为学者和学生提供培训，提升其撰写大众阅读物和运用媒体的技能策略，帮助其提高写作的可读性趣味性以及处理与媒体相关问题的能力。六是人类学系应修改人才培养方案，加入公共人类学的课程和学位项目，培养具备公共关怀职业精神和掌握有效认知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学术型和非学术型人才，优化人类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和增强学科对年轻人才的吸引力。我们有望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尽快建立公共人类学转向的学科新场域。希望此文能推动国内学界关于该发展方向的活跃适时的讨论和实践，在这一极富前景的国际学术领域贡献中国人类学的经验与理论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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