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23 《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 张越 参加讨论
摘要：“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的一个独特案例。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引发这一争论，但该文的最初目的并非与苏联学者叶菲莫夫展开论辩，而是旨在纠正旧版《中国通史简编》的“缺点和错误”。范文澜所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而不是“貌似”、“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不仅是他在争论中所持的基本观点，更是他致力于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时所提示的基本原则。范文澜慎重考察斯大林民族定义和苏联史家观点对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适用性，基于他对汉民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的历史认识。回顾“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始末，对当前的中国民族史等相关问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汉民族形成问题 范文澜 叶菲莫夫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及重大问题研究”(19JJD770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5）。 1954—1956年间，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汉民族形成问题”形成讨论热潮。与其他几朵“金花”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论证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古史分期）及相关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不同，“汉民族形成问题”是以论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并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为出发点的。争论开始于范文澜在1954年发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学者看来，该文主要结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既不符合斯大林关于民族是资本主义时代上升时期的产物的民族定义，更不同于苏联史家叶菲莫夫的“中国民族”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形成的观点。范文澜此文所引发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对汉民族形成于何时的不同看法的交锋，实际上则是怎样处理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间关系的问题，在更深层面还涉及研究与撰述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民族史）以及现实民族政策的制定、民族识别工作的展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凡此种种，使得“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的独特案例。 近几十年来，已有多位学者对这场争论作了回顾与研究，基本理清了争论中各种观点的依据、主张和话语诉求，明确了由这场争论所导致的对诸如民族、部族、部落等概念及理论的进一步辨析而对民族问题研究起到的推进作用，认识到这次争论与之后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中国的主体民族等一系列民族史问题讨论间的内在关系。随着近年来更多相关史料的出现，更由于在全球化趋向影响下民族问题变得格外突出和敏感、国内外不同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观点和研究模式不断涌现，有必要对六十余年前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范文澜处理该问题的起因和态度，以及争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义等问题再作深入探讨。 一、范文澜引发“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的起因 20世纪50年代初，通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认识中国历史问题是知识界的热点。当时的《学习》《新建设》《新史学通讯》《历史教学》等杂志均开辟专栏，回答各级历史教师和历史爱好者在尝试运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过程中遇到与提出的各种问题。其中用斯大林民族理论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所出现的歧义，率先以此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学习》杂志1950年第2卷第1期和第12期上，先后有读者根据斯大林所说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的观点询问汉民族是否是在近百年才形成的。问题提得一针见血、无法回避，因为按照在当时被奉若经典的斯大林民族理论，汉民族将被认为是近百年才形成的，这不仅仅是汉族在“这以前能不能称为民族”的问题，而是有悖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即已逐渐形成、至秦汉时期已基本定型的历史事实和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事实的历史认知，也有可能影响到新政权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刚刚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其潜在影响则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阐释发生质疑。这个问题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刘桂五和荣孟源二人先后予以解答。刘、荣二人的回答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在肯定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前提下，找出例证来说明斯大林也曾将资本主义之前的民族称为民族，再结合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的“四个共同”定义，论证汉民族在秦汉统一后就已经形成了。值得一提的是，随后出版的《学习》杂志第3卷第1期发表了范文澜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概括性地介绍了包括汉族与“少数兄弟民族”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与变化过程，文中的第二部分题为“汉族是怎样形成的”，其中明确指出：“嬴政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基干的民族国家，这又是一个有极大重要性的历史事件，这可以说是伟大中国和伟大中华民族形成的开始。”由范文澜撰文申明关于中华民族问题的观点，既说明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阐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也可看作是对之前《学习》杂志读者提出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又一次正面回应以及对刘桂五、荣孟源的回答的进一步强调。范文澜此文并未涉及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只是正面论证“以汉族为基干的”中华民族形成于秦统一时期，但是从专门论及“汉族是怎样形成的”这一做法来看，说明他在那时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不同意见依然持续发酵。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初版发行于1940年）在1951年出版了增订本第1卷，书中指出：“经过殷代以至西周之长期的历史融铸，到春秋战国时代，大约皆已渐次同化，而这到秦汉时代，便以汉族之名，出现中国和世界。”《新建设》杂志发表文章，不同意华岗的观点，作者依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认为“中国的民族和民族解放运动，也形成和出现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封建社会解体并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时期，即鸦片战争时代，而不能在它以前”。华岗著文回应说斯大林“并没有说在封建社会内就没有形成民族的可能”，并且强调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具体所指的是西欧民族，俄罗斯的情况就不一样，中国的情况也不一样，“真正的关键不在引用，而在怎样运用它来解决实际问题”。之后《新建设》再发表针对华岗的不同意见，作者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坚持“资本主义以前时期没有并且也不能有民族存在”，而华岗则认定“中国自秦汉以后，便已出现过中央集权，有了国内市场，有了经济、领土、语言、文化的共同性，所以也就出现了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 从《学习》杂志上和风细雨式的一问一答，到《新建设》杂志上不同意见针锋相对的交锋，尽管涉及范围和人员有限，但是汉民族形成问题所存在的理论教条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尤其是问题本身又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观点间的分歧难有调和余地。加之1954年初又有学者在《新建设》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的学习札记，全面阐发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理论，进一步强调“四个共同”“是构成民族的四个特征”和“在资本主义时期以前，民族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等要点，说明问题依然在酝酿当中，不过该文主要仅限于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讨论，并未及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因而没有引发争议。范文澜、华岗、荣孟源等资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明确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再深入讨论下去，难免会把问题引向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质疑和否定，因此继续讨论存在很大难度。然而1954年苏联史家叶菲莫夫文章的发表，客观上促使中国史家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汉民族形成问题由此引发激烈争论，遂绽放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中国史学界在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进行争论的“五朵金花”之一。 时任列宁格勒大学副校长、苏联研究中国近代史专家格·叶菲莫夫，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华的苏联历史学家，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一定知名度。1952年，叶菲莫夫曾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日丹诺夫大学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论中国民族的形成》学术报告。同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邀请作为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成员来访的叶菲莫夫与中国学者举行座谈会，座谈会由范文澜主持，陶孟和、郑振铎、罗常培、翦伯赞、尹达、刘大年等40多人参加。叶菲莫夫在座谈会上就苏联历史研究工作的一般情况、苏联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和东方历史的研究情况、苏联科学工作者怎样进行集体研究、今后中苏两国历史学者如何加强联系等问题作了发言。1953年2—5月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代表团成员刘大年等中国历史学家在列宁格勒大学与叶菲莫夫有过数次交流。 1954年4月，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编辑出版的《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发表叶菲莫夫的文章《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文章核心观点是：“中国民族曾具有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族所固有的许多特点，它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叶菲莫夫的文章因其作者为权威苏联专家身份，更由于此文观点看似是依照在当时不容质疑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和民族定义论证得出，如果任其观点传布开来，那么对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解释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必然十分严重，这就迫使中国史家必须站出来明确、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 从资历、威望、地位、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看，范文澜或许是挺身而出的最合适人选。距叶菲莫夫文章在《民族问题译丛》发表仅仅时隔一个多月，《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就刊出范文澜那篇著名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明确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引发中国史学界的激烈争论。 一般认为，范文澜此文是针对叶菲莫夫文章而撰写发表的，事实上并非全然如此。范文澜在1952年开始重新编写中国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范文澜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得以广泛利用延安时期不能见到的图书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重新编写中国通史。”“出版时虽曾题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但并非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简单的修订，而是重新编写的另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为这部重新编写的中国通史所写的“绪言”——《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已确定先期全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1954年7月出刊）中。这篇长达4万字左右的“绪言”，目的在于纠正“旧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缺点和错误”，包括范文澜对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中存在问题的自我批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叙述方法上的不足等）和“增加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以阐述古史分期中的“西周封建论”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等内容为重中之重。范文澜看到叶菲莫夫文章后，将此“绪言”中的第七部分“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做了个别的文字调整，并增设“中央集权国家即统一国家成立的问题”“自秦汉时起，汉族是否已经形成为民族的问题”两个二级标题后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为题给《历史研究》，文章比《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提前一个月在《历史研究》（1954年6月出刊）发表。 这里交代《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撰写、刊发的经过是想说明：第一，该文并非单独为文，是范文澜之前为重新编写的中国通史所写的“绪言”中的一个部分即“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而早在1950年10月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中，他即已专门阐述了“汉族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在新政权建立之后重新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基本问题，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作为具有学术和政治双重意义的重要问题成为范文澜重点讨论的对象势所必然。换言之，即使没有叶菲莫夫文章在中国发表，包括力主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观点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也会很快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中发表，并作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第3版的“绪言”在一年后出版。第二，从叶文发表时间推测，范文澜撰写“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这部分时，并未读到叶菲莫夫的文章（考虑到叶菲莫夫1952年来访时曾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范文澜或已多少了解到一些叶菲莫夫及相关苏联学者所持汉民族形成观点并在撰写“绪言”相关部分时有一定针对性），但是他已经认识到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与中国史家既有认知间的矛盾，看到简单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论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时已经出现的偏差。范文澜在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时，改变了此前撰写《中华民族的发展》时那样并未涉及斯大林民族理论和民族定义的做法，而是直接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进一步论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结论。第三，叶菲莫夫的文章并非是促使范文澜在《历史研究》发文的唯一原因，充其量只是个导火索。在看到《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发表叶菲莫夫文章后，范文澜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节选出先前已经写就的“绪言”中第七部分，有针对性地交由受众更广、更具权威性的《历史研究》发表，从而引发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 范文澜的文章发表后迅即引发争论，不同意范文澜观点的意见不出意料地占大多数。即使在范文澜使用斯大林“四个共同”定义有效论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完全能够说得通的情况下，叶菲莫夫的汉民族形成于近代的观点依然能够得到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响应，实在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情状造成的。对于众多不同意见，范文澜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在1955年《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再版时，将包含《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绪言”收入书中，这也表示他对自己的观点没有丝毫改变。刊载叶菲莫夫文章的《民族问题译丛》则在其第3辑（1954年8月出版）全文转载了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近代史所）在同年11月专门为此举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范文澜所长在‘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三期上发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论文”。三联书店1957年5月将部分讨论文章结集出版（即《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所收第一篇文章就是范文澜此文。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尽管在当时并未形成统一认识，“这场论战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悬案而挂起来了”，也被后人称为“一朵被挂起来的金花”，但是上述举措说明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在各方面引起的高度重视。 二、貌似与神似：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的示范性意义 1951年，范文澜在《新建设》杂志发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对写成于延安时期、被后人誉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最著名的代表作”的《中国通史简编》作了“自我检讨”。文中重点想要表达的是：由于理论修养不够、材料不足、撰写时间仓促等原因，《中国通史简编》“写的不好”，对书中的“片面的‘反封建’和‘借古说今’所造成的非历史观点的错误”“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以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的叙述方法等不足作了专门讨论，他甚至措辞严厉地直言这部通史“不久就可以丢掉”。以《中国通史简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而言，这些“自我检讨”的指归实际上已超出《中国通史简编》本身，反映出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整体发展的学术期许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思态度。 1957年3月，范文澜应翦伯赞之邀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演讲，核心内容是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把自己限制在某种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他在演讲中提出著名的“‘神似’‘貌似’说”：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 如果将上述对《中国通史简编》的“自我检讨”与此次北大演讲作对比，可以看出几年间范文澜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深入过程；如果联系到发生在两者之间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以及范文澜在这场争论中所持的观点与态度，更可以理解他在这次演讲中所说的话的分量：“各自的条件不同，苏联是那样结合的，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是这样结合的，也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苏联，做法不同，其揆一也，妙处就在这个其揆一也。”“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为了破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教条主义，在“新变无穷”的各种情况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范文澜适时抓住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此举除了证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外，其背后还有“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以达到“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的深层意图在内。 叶菲莫夫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论，在其文章开头即写明：“在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作品中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时代中，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中所形成的一个历史的范畴。”由此论证汉民族形成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由于此前已有人因斯大林民族理论而质疑汉民族形成问题，虽有荣孟源、刘桂五、华岗等人加以澄清，但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叶菲莫夫文章在中国的发表将会给这些质疑提供有力支持，这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会产生负面后果，范文澜立即表示对此“要说些话”。在他给刘大年的信中说：“大年同志：这篇稿子（即《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引者注）我想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下……看到叶文，我也要说些话。看《历史研究》登是否可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在简要叙述汉族自秦始皇统一后就已成为“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的中国历史发展大势后，随即提到斯大林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民族的”观点，说明“依据这个原理来看欧洲的历史，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因为有了资本主义，某个民族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才能够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民族整体”，而中国历史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统一国家、形成汉民族整体。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面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斯大林说：“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叶菲莫夫据此认定汉民族形成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中国封建制度消灭与资本主义形成发展时期。范文澜则指出：汉民族自秦汉形成后当然不是“资产阶级民族”，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仍然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并不是民族的纽带。也就是说汉民族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并不因为有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才开始成为民族”。此处的表述非常清楚，即不认同时人理解的斯大林所谓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发展起来的观点，因为汉民族在封建社会时期早已形成；否定叶菲莫夫所谓“中国民族”形成于近代的结论，认为汉民族有自己的发展过程，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 不消说，汉民族形成问题之所以出现争议，其症结即在于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论论定汉民族的形成时期。从学理层面破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教条主义，把汉民族形成问题作为“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的具体案例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的示范，如上所述，范文澜发表此文的深刻用意当不仅在于申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以否定叶菲莫夫的观点。事实上，范文中并未提及叶菲莫夫其人其文，因为叶文的观点同样来自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持与叶相似观点的中国学者亦大有人在，他们的观点依据也来自权威理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理论、运用理论，特别是当理论与事实间发生冲突时，究竟应该以理论解释事实，还是以事实推翻或修正理论，历史观点的根据来自理论还是事实？范文澜给出明确回答： 归根说来，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中国近代史证明不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似不应以无为有。中国古代史证明汉族在独特的条件下早就形成为民族，似不应以有为无。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 “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可以看作范文澜在1949年后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教条主义所提示的基本原则。历史研究不能因适应理论而置事实于“以无为有”或“以有为无”，“有”和“无”必须来自事实而不是来自权威。蔡美彪说：“此说的提出，突破了斯大林民族学说的基本理论，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也正由于此，此说一出，批驳之论即接踵而来，但范老仍处之泰然，因为他自信其说基于中国历史的实际，并与汉民族的实际状况相符合。”范文澜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发声与论证，即有效阐释了“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的原则，也成为之后他所说的学习理论要“神似”而不能“貌似”的生动实例。 范文澜在1949年以后重写中国通史、强调反对教条主义、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后的学术语境发生重大变化有关，特别是涉及诸如历史上的民族与民族关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发展特点与发展阶段、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主权与领土的侵掠等学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或历史事件，研究问题的学术视角是建立健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体系，现实视角不仅未因学术视角的强化而有所削弱，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反而更为突出，类似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等则可能上升到维护国家利益的层面。刘桂五回忆说：“50年代初，高级党校聘请一位名叫尼基菲罗夫的苏联教授，他来见范老，说要翻译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但要范老删去沙俄侵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部分，范老当面辨明：我们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是沙俄侵占，绝不删改！”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949年修订版中的第4章“第二次鸦片战争·绪言”部分记载沙俄侵占中国领土部分时写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它（沙俄——引者注）夺取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及东三省黑龙江南岸的大部分土地，还装做公正保护者，充当《北京条约》的中间人，勒索满清的酬谢。”但是，查1955年9月出版的第9版范著《中国近代史》的此处记载，已经变为：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装做公正保护者，充当《北京条约》的中间人，勒索满清的酬谢”，即删除了沙俄“夺取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及东三省黑龙江南岸的大部分土地”的关键字句，并且在书前的“九版说明”中言及“书中所举的某些外国的残暴、诡诈等，都是指的那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侵略者，与各国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无涉”。著者虽然“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是沙俄侵占”中国大片领土而表示“绝不删改”，但迫于各种压力仍然对新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记载有所删除，还要在“说明”中有所“表示”。类似事例同样是影响范文澜学术观点的潜在因素。 反观因《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发表所引发的不同意见，多数人不仅不能接受范文澜的见解，而且在激烈批评范文的同时竭力维护那些脱离中国历史实际的或者是尚未完全理解清楚的权威观点。如有人说：“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就必然得出结论说，中国近代社会汉族形成民族的过程是肯定存在的”，“苏联叶菲莫夫同志对中国汉族形成为民族的论点，是比较科学的。”类似说法在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屡见不鲜，可见斯大林民族定义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影响力。对于这些观点，范文澜虽未再撰文回应，但是他早已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样写道：“中国通史则需要中国史学工作者自己努力。”此话已充分表达出不能过分迷信外国学者之意。在与苏联等国外历史学者的交流接触中，范文澜作为资深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会比他人更为切实地意识到，中国历史撰述与对中国历史问题的解释，话语权必须掌握在中国史家自己手中。1955年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最热烈的阶段，范文澜在给蔡美彪的一封信中说：“我从前对苏联史学工作者过高地看待了。”这句话说得耐人寻味，可以看出经过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感受到反对教条主义和“不破不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也是他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中挑战苏联专家和权威理论且“处之泰然”的一个原因。 叶菲莫夫文章发表之前，范文澜已经在其先期撰写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绪论”中全面论证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这可以视为是他自那时起就已经开始致力于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的举措之一。叶菲莫夫文章在中国的发表以及范文澜针对该文发表了《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导致汉民族形成问题形成争论，有一定的偶然性（设若叶文没有在中国发表，范文澜可能也不会专文发表在《历史研究》，大范围争论或许不会发生）；范文澜通过对若干中国历史上具体问题的阐述，以破除历史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在1949年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则有其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不应仅停留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本身来解读这场争论，还应该认识到在这场争论的背后范文澜力图纠正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建设的深刻用意。对于中国史学而言，不论在何种语境下，范文澜所说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至今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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