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6:11:38 《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 张越 参加讨论
三、一般与独特：“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 “汉族”这个共同体的久已存在，是无人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对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定性分析则需要在历史书写的理论层面予以解决，所面对的不仅是“汉族”这个单独的研究对象，原则上要梳理清楚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民族共同体，从而得出判断的标准，再结合某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加以阐释，这就构成了史实、材料、理论与现实间的矛盾集合体。对包括汉民族形成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的阐释，一直就是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 至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的称谓渐成共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受到学者重视，数部中国民族史专著相继问世，各种中国通史也非常重视对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的阐述。其中，有关汉民族形成问题，更集中于讨论“汉族”名称起源（如华族、商族、华夏族等）以及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融合、交往以及矛盾冲突的过程，汉民族形成于何时的问题显得并不十分突出。 以民国时期三部最知名的中国民族史著述而言，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认为“太古至唐虞三代”是汉族的“胚胎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汉族的“蜕化时代”，秦汉时期是汉族的“休养时代”。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总论”部分介绍“汉族”时认为：“其奄有中国本部，盖定于秦、汉平南越开西南夷之日。自此以后，其盛衰之迹，即普通中国历史，人人知之。”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指出：“因汉代年祚之久兵力之强与他族接触之繁，故汉之朝代名遂兼用为种族名，于是华夏之名遂再变。自此以后汉虽灭亡，然汉族之名称历代不改沿用至今。”尽管论证的依据、方式各有特点，但是将汉民族的形成视为一个漫长发展过程、到秦汉时期基本确定这一认识是大致相同的。在中国通史撰述中，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认为秦汉时期“汉族遂独立于地球之上，而巍然称大国”。张荫麟《中国史纲》讨论的是“周代诸夏与外族”，书中认为汉族是经过夏商周三代“参伍综错的同化作用缚结成一大民族，他们对于异族自觉为一整体，自称为‘诸夏’，有时也被称并自称为‘华’。‘中华民国’的‘华’字就起源于此”。钱穆《国史大纲》侧重论述华夏文化的发祥和演进，认为自从有了中国历史便有了汉民族，虽秦统一后“为中国民族之抟成”，但是其形成时间并不是问题，其形成过程才是需要阐明的。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述及上古三代民族形成与变迁时谓之“夏族之扩张”， 而作者在11年之后出版的《中国通史要略》中已改称“汉族之扩张”，他说：“国史主人，今号中华民族，其构成之分子，最大者世称汉族。”“中国史者，即汉族与诸族相竞争而相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之历史也。”“汉族之扩张”自黄帝始。总的来看，从“夏族”到“汉族”的变化，反映的是“汉族”和“中华民族”在称谓上的进一步明确。汉民族在当时被较为普遍地认为形成于上古至周秦之际，到秦汉时期便已基本定型。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民族问题上的阐释另有特点。1929年，中共早期理论家李达撰写的《民族问题》出版，作者表示该书“都是根据一般大实践者的指导原理写下来的，我自己并没有参加什么意见”。书中转述“大实践者”（即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所谓民族，是历史所形成的常住的人们共同体，并且是因共同的言语，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及表现于文化的共同心理而结合的人们共同体。”他并将民族问题置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话语体系中，认为民族的“发生与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期及地点一致的”。书中并未论及汉民族或中华民族形成问题，但是作者强调“虽然只就一般的民族问题立论，而中国民族问题的大体也可说是包括在内了”，其所述民族的形成“是与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期及地点一致的”，以及“中国民族问题的大体也可说是包括在内”，已隐约显示出与前述流行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史撰述中的汉民族形成之见解并不一致。 与此相近的观点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于1938年在《解放周刊》发表的文章，引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认为“民族不是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的部落、氏族，也不是封建社会的宗族、种族；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封建主义的崩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各种不同的部落、氏族、种族、宗教等等结成为近代的民族”；“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这里的“中国人”指的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该文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作出的较早论述，文中所强调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汉族和“汉化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等观点，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对驳斥日本军国主义所谓“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侵略理论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然而，文中依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把“中国人”视为近代民族，把中华民族的“多元”视为“部落、种族”等观点，则反映了其认识的不足。事实上，即使套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共同的定义，杨松在文中也指出“中国人具有自己特有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习惯等等，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这与其“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 李达写《民族问题》，目的在于“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就必得研究民族问题”；杨松写《论民族》，目的在于“建立各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共同去保护中华祖国”。他们主要是依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在理论和现实政治层面对民族问题进行论述，其重点也不是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到吕振羽撰写出版《中国民族简史》的1948年，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需要解决的最为突出的两大问题。虽然吕著的撰述同样出于现实目的，但吕振羽是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民族简史》是一部历史著作，这便决定了此书更要从历史层面梳理中华民族及作为其主体的汉族的产生、发展过程。在这本被称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各民族的历史”的著作中，吕振羽首先明确的是：“汉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众多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中华民族四千年光荣的文明历史，过去辉煌灿烂的封建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流，对全人类的文明，也有着伟大贡献。”可以这样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中华民族具有四千年的文明历史，汉族自然也具有四千年的历史。作者专章论述汉民族形成的历史：“商族和夏族是后来构成华族（或华夏族）的两大骨干”，“到秦始皇‘统一’时，他们也都成了华族的构成部分”，“华族自前汉朝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作汉族。”这个过程，与其他中国民族史论著对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记述总体上并无太大差别。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吕振羽，在当时论述汉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忽略斯大林的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的观点和“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这主要表现在他用“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论述近代以来的汉民族特征：“汉族是有固定领土的”，但是抗战以来，“一小半减弱或消灭了封建剥削”，“在大半的领土上，还是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独裁统治”，“汉族的领土还是被分裂为两种形态”；汉族的经济生活，“大后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解放区则是新民主主义初期的形态”；文字语言方面，“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阶级性的现有语言文字的完全统一，还须经历一个革命的过程”；汉族在文化心理状态方面，“是有着共同特征的”，但是存在着新、旧两种形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从严格的意义说，汉族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独立民族，还表现为两种社会形态。”可以看出，与李达、杨松等人单向论述民族理论不同的是，吕振羽撰写中国民族史必然要从史实出发阐述汉民族起源于上古、形成于秦汉时期的历史事实，只是在论及近代以后的民族问题时使用了“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并将斯大林所定义的民族视为“现代民族”，以此标准认为汉民族还不是“完全现代化的独立民族”，从而将斯大林的民族形成“是与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期及地点一致的”观点贯彻于对汉民族的解释中。在今天看来，这种变通并不准确，却反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理论、历史和现实诸因素中论述民族问题时的矛盾处境。 综上，汉民族形成问题很早便已植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汉民族自周秦以来经不断发展变化而在秦汉统一之后基本形成，这在近代中国史学中是大致相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对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不一样的解释，是在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吕振羽、杨松等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与中国的传统认知和多数中国史家历史撰述中的观点存在差异，只是在当时情况下没有引起过多关注，也没有因此而形成争论局面。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汉民族形成问题顺理成章地得以凸显，破解这个问题亦成当务之急。在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对当时所理解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两个要点（即“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和“四个共同”），前者被否定，后者被接受；因前者得出的结论（即叶菲莫夫的“中国民族”形成于19—20世纪之间）被后者规定的原则所推翻。在当时情况下，范文澜是在一定程度地认同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前提下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形成了文章中用中国古典文献材料肯定“四个共同”原则、用历史事实否定叶菲莫夫观点，并由此证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表述方式。 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范文澜用《礼记·中庸》托名孔子所说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记载证明，“今天下”就是秦统一以后，“车同轨”对应于“共同经济生活”，“书同文”对应于“共同语言”，“行同伦”对应于“共同文化”，“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为“共同地域”。“依据上述原理来看中国历史，自秦汉时起，可以说，四个特征是初步具备了，以后则是长期的继续发展着。”在这里，范文澜以斯大林“四个共同”民族定义为依据，用“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证实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即符合这一理论，从而进一步证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这是一个充满睿智的论证思路，在当时就有人表示赞同：“（斯大林）形成民族的四个要素，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里是具备了的，不过因为那是中国特殊的封建社会的产物，就不能以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范文澜也因此被后人称为是“运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特征的理论分析来证明汉民族形成于2000多年前秦汉时期的第一人”。然而，即使是看似完美地将“四个共同”理论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结合在一起，斯大林的“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定义对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结论来说，依然是一个明显的理论障碍。尽管范文澜明确表示“中国近代史证明不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对此历史事实更“不应以无为有”，但是却不足以消解理论和权威对时人的强势影响力。范文澜便以“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为学理原则，着重阐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通观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独特”二字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如：“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中国古代史证明汉族在独特的条件下早就形成为民族”，“在中国，对欧洲说来，却是一种独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有可能变化出一种不同于其他封建制度的独特形态”，“这样巨大的民族之所以存在并发展，当然不能是偶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在独特的条件下很早就形成为民族。”突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指出中国古代存在着与欧洲等其他“封建制度”不同的独特形态，相比用“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论证符合于“四个共同”理论，更具一般性意义。尽管已有学者在强调范文澜“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睿见”的同时，也指出“秦统一后的中国历史条件未必就真‘特殊’，而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也未必就很‘独特’”，但就当时的学术语境而言，突出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恐怕已经是范文澜试图破除权威理论的光环所能够择取的最好选项了，也可视为范文澜回避理论难点的策略。从另一方面说，汉民族形成于何时只是一个表面上的问题，在当时，更深层地反映的是怎样实事求是地从历史事实出发看待中国历史的“独特性”问题，是如何结合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阐述中国历史实际的问题，这与上文所述范文澜希望纠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现象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少数学者持与范文澜相近的观点，其具体内容与表述方式则各不相同。章冠英认为，汉民族是在“秦汉以后地主经济制度的封建社会里的独特民族阶段”，这与范文澜的观点有一致之处；作者又说，“资产阶级汉民族的出现，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和地主经济的消长而变化着的”，这与范文澜的“汉民族不是资产阶级民族”的观点相异。李亚农在1956年3月完稿的《西周与东周》一书中写道：“由于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应该迟到十六、七世纪才出现的各地区的溶合以及民族的联系，却早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于古代中国，竟使我们的历史学家们眼花缭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中华民族是形成于鸦片战争时期；有的又说：不，中华民族是形成于明清之际；第三者说：是宋朝；第四个说：是唐代；最勇敢的又说：是秦始皇的大一统之后。说法甚多，但我们并不打算来参加这一争论，我们只想根据着具体的历史事实来看一看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具体的历史事实”可以看作是呼应范文澜所说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作者不仅将范文澜称为“最勇敢的”，而且其结论也与“最勇敢的”观点基本一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无可争议地，在要求形成全国市场的经济基础上，出现了一个具有共同的疆域、血统、言语、文化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然而李亚农所说的秦统一后“要求形成全国市场的经济基础”，与范文澜所说的“独特的社会条件”也存在差异。另一位资深马克思主义史家嵇文甫在1954年8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对于汉民族形成问题“范先生的说法和斯大林所说多少有些出入，这一点是范先生自己交代明白的”，“要从事实出发，不要从概念出发”，“一定拘守斯大林对于民族和部族的说法，是不是会陷于从概念出发呢”。嵇文甫在这里虽未明确表态，却也不难看出他的观点倾向。吕振羽则私下表示：“关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我自己也还钻得不深；但认为我国和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有共性，但又有极大的特殊性。”相比于嵇文甫的欲言又止，章、李两位分别置身争论圈中和圈外表示同意汉民族形成于秦统一后的观点，却有保留地把汉民族形成联系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见，更可见范文澜的“勇敢”。 因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而结集出版《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书中收入的7篇讨论文章中除1篇文章外，都是据斯大林或叶菲莫夫的观点反驳范文的；1954年11月在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举办的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会上，反对意见也占绝大多数。反对意见主要是指责范文澜的观点与斯大林的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的理论相悖、论证中脱离了民族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物质条件、将“四个共同”的原则机械地照搬于汉民族问题上等，大体都是以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是否将社会经济因素置于首要因素等作为理论或方法论预设，而无视范文澜所说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范文澜文章中所强调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却被批评者警示“这便有着严重的危险性”，并被扣上“特殊民族论”的帽子。倒是刊载过叶菲莫夫文章的《民族问题译丛》在同年第4辑又刊发了一篇苏联学者弗·阿·鲁宾写的评论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的书评，文章批评吕著“没有试图看出古代中国社会所固有的语言一致、领土一致、经济一致和文化一致的那些要素”，“公元前三世纪末期，当秦始皇首次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时候，在创立中国古代社会若干一致的要素中曾进行了一次最大的变革。作者对于秦始皇时代汉族形成的意义估计不足”。这个意见在当时被批评范文澜的声音湮没，在争论中无人提及。这就难怪有研究者发出感慨：“到底是谁束缚谁？是斯大林的定义束缚了我们的思维，还是我们思维囿住了我们的思考。” 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在当时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出一个趋同的结论性认识，但正如有学者所说：“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认为汉民族在秦汉时已逐渐形成，而不是如斯大林所说的，必须到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形成民族。范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曾在学术界引起热烈的讨论，越来越得人们的认同。”所谓“越来越得人们的认同”，是经过了一段时期的积淀与反思过程后逐渐反映出来的。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称：“在秦汉国家统一的条件下，汉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 这实际上是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定论。此后出版的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等相关撰述中，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如1994年出版的由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写道：“汉族的前身即先秦的华夏，华夏在战国已稳定地形成为民族，但还未能统一。”“秦统一以后，继之以两汉4个世纪的大统一。华夏不仅形成统一的民族，而且在与其它民族的交往中，其族称亦因汉朝的影响深远而被称为汉人。”徐杰舜认为：“从秦至西汉，这时华夏民族发展、转化成了汉民族。”陈连开也指出：“汉族，从其起源及其前身华夏的形成，至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而作为统一的民族和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稳定的主体民族，其基本特征则形成于秦汉时期。”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认为：“在汉族形成过程及形成以后，汉族的统治阶级建立了秦、汉、隋、唐、宋、明等几个皇朝……”， 也明确了汉族形成于秦、汉的历史事实。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年争论的焦点（汉民族形成于何时）问题看似已尘埃落定，然而这场争论反映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对权威理论和观点的各种态度、对事实与理论和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知等，对回顾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都有重要价值，对反思目前关于民族史问题的各种建构、解构论也不无启发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是当下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围绕民族的定义、民族的称谓、民族的形成，对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所建王朝的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与“正统”之争，内亚游牧社会与南部定居文明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中外学者的旧见新说纷至沓来。对比60多年前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一些中国学者对各种民族理论的“追随”或“创新”颇有似曾相识之感。范文澜在各种压力下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的原则、结合斯大林民族理论论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申明“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时下部分学者在有意无意追随“新权威”和“新理论”的同时，一味突出历史上非汉民族入主中原后的非汉化举措及影响，“以有为无”地忽视或无视中国历史上“中国认同”的多重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范文澜表示“中国近代史证明不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当今有些学者则论证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后才有“民族”存在，此前只有“族群”，也不存在“民族融合”，“以无为有”地用“想象的共同体”等概念取代统一多民族的历史叙事。范文澜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上运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同时再三强调汉民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今日一些学者却在“一般”与“独特”已不再成为问题症结的时候似反而忽略了中国历史“独特”的经验，将国外学界某些学者以其殖民扩张历史为基础的若干民族国家理论套用于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和“中华民族”的解释体系中。范文澜指出“中国历史需要自己的努力”，一些中国学者则更看重“与国际接轨”而跟从外国学者“发现”中国历史。范文澜的观点带有当时学术语境的明显印记，然而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过程中各方表达的认知与今天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未必没有关联。无论如何，范文澜所提示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等学术原则，不仅没有过时，反倒是今天学者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应该铭记与深思的。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型塑与记忆：浊漳河流域昭泽王信仰的发展演变
- 下一篇：唐代两蕃称谓体现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