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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锁定张国涛和四方面军命运的大血战(2)

四川军阀的游戏规则,几乎就是清末以来便布于巴山蜀水的帮会组织“袍哥”的翻版——他们本来就是靠袍哥起家、兼着袍哥头目。他们各自把着大大小小的“码头”,平时间称兄道弟礼尚往来,却为为扩充势力争夺地盘打得头破血流;今天是饮血誓盟两肋插刀的生死弟兄,明天便反水他投六亲不认刀兵相见;战场上两个正打得昏天黑地,城头公馆里两家的太太小姐聚在一处吃喝玩乐其乐融融。
     外面的人看来,这就是一帮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乌合之众。其实他们也是有原则的。一旦有川外的势力企图占据川地,这群斗鸡立刻就抱成一团组成统一战线枪口对外。四川就是他们的大码头,他们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但绝不容许“外人”染指。用他们的行话说,叫做“肉烂了在锅头”。20多年来他们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但都在这口大锅里捞得盆满钵满。若是让外省势力占据,就等于让别人把“锅端了”,谁都捞不到吃。正如四川军阀史专家任一民先生所言:“保住四川这块地盘不被他人吃掉,是他们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辛亥革命以来,无论是对外省军阀还是对中央政府他们都是按这一原则行事的,因而成为蒋介石最难对付的地方势力。
     四川的头号军阀是刘湘。他来自川西平原一个叫安仁的偏僻乡镇——20世纪初短短二三十年间,一个刘氏家族奇迹般的从这里崛起,最终成为统治川康两省的豪门巨富。这一族的无数高官显贵中最显赫的是刘湘。
     刘湘的父亲刘文刚只是一个有40余亩水田的碾坊股东。刘湘1890年出生,幼年读书之余,还要给碾坊推谷送米。他16岁进雅安武备学堂,从当清军开始从军生涯。此君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面呈憨厚,做事勤勉。当下级军官时纳言辞寡交游,只管埋头读书练兵,从不过问政治,天生一块令上司喜爱的料。由是步步高升,22岁当营长,23岁当团长,26岁当旅长,28岁当师长,30岁当军长,31岁首次就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成为实力超群的大军阀,随后开始统一四川的大业。经过十多年的内战制服了无数对手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最后一个能与他抗衡的对手刘文辉。刘文辉是刘湘父亲的嫡亲兄弟,在五弟兄里排行老么,人称“刘么爸”。这个“么爸”比他的堂侄刘湘还小五岁,1928年33岁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主席,拥兵10多万盘踞川西,也要统一全川,遂演两雄争霸大战。结果堂叔大败,被追赶到川西雅属(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雅安市)已是山穷水尽,刘湘终念叔侄之情忍了一手,留下这块地盘给堂叔安身。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乘二刘叔侄大战之机进入川北。刘湘匆匆结束战争后迅速纠集各路军阀“回师剿赤”。此后四川军阀的内战宣告结束,大家联合起来围剿红军,扞卫他们的“大锅”。中央红军向西部的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要把中央力量打入犹如独立王国的四川,令盘踞四川多年的军阀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我们馨香祷祝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给我们带走,不要带进四川”,刘湘说。他告诉他的亲信:我们的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生存,就虚与周旋,绝不对消;如果红军真要拿四川,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老蒋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
     然而红军真是要拿四川。中共遵义会议决定,红军由贵州北度长江“消灭刘湘”军直取成都,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面对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巨大压力,刘湘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眼睁睁看着蒋介石的参谋团(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和蒋的嫡系部队进入自家的地盘。这一年蒋介石在四川飞来飞去,指挥对红军的追剿并做着迁都重庆的准备,步步控制四川的军政大权。秋天,他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给川军传授剿共经验,受训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10月间,又将剿共指挥中心由武汉移师重庆,正式成立“重庆行营”,称四川“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随即派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入川,并对川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川军统一了指挥系统,补充了武器弹药,数量削减了三分之一,战斗力却得以增强。整编后的川军由刘湘任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下辖7个军以及若干独立师。其中唐式遵的21军、潘文华的23军、王赞绪的44军为刘湘嫡系,也是川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四、饿虎出山
    内容:南下战役计划的制定,旗开得胜,刘文辉被蒋介石记大过,《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
     几乎所有和张国涛共事过的人,以后都竭力开脱与张的关系,表示在另立中央、南下作战等一系列“错误路线”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甚至进行过斗争。几乎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书籍,都把南下作战说成是张国涛的个人决断。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完全相反。
     南下战役最初的作战计划是身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制定的。刘伯承在196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张国涛组织临时中央,他表示“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他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张说“那你马上办交代”。他交代完了工作,张又要他搞一个南下作战计划,限两小时完成,他硬是两小时把计划完成了,然后就离开红军总部到红军大学工作去了。
     南下作战计划毫无疑问是当时主要领导人共同策划的,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是参与并支持该计划的。对此徐向前有确切的说明。他说:“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1960年11月朱德在一次谈话也承认这个事实,他说:“南下后是冬天,没有吃的,就组织打天全,打庐山,不打,活不下去嘛”。(《朱德总司令关于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情况的谈话记录》,1960年11月,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办公室记录整理)
    徐向前则公开说明自己支持并和参与了南下作战计划的制定。事实上以徐向前为首的四方面军将领,正是南下作战最积极的策动者。
     10月7日,朱德、张国涛在一座叫卓木碉的土司官寨发布南下作战命令——《绥、崇、丹、懋战役计划》。绥是绥靖县,崇是崇化县,合为现在的金川县;丹是丹巴县;懋是懋功县,即现在的小金县。当时川军(也有翻越雪山的)已逼近到这些地区,刘文辉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右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左岸的抚边、懋功、达维一线。这是由高原腹地南下川西平原必经的河谷走廊,红军分为左右两路沿着河谷打下去。
     防守大金川右岸一线的是刘文辉的24军部队。刘文辉因工于心计善于见风使舵有“水晶猴子”之称,他的部队除了曾经防守会理的刘元瑭旅,没有一支——包括他本人是想认真和红军打仗的。此公被刘湘打出川西平原后,唯一的目的就是自保,对夺了他地盘的亲侄子更是怀恨在心,巴不得他和红军“对消”。刘文辉的参谋长张伯言等在《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一文中说。当时大渡河一线防堵中央红军的名为两个旅,实际到河边的只有四个营。防守安顺场的一个营是袍哥队伍,营长韩曾安是码头赌棍,红军枪一响就朝山上跑。防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不等红军夺桥已开始撤退,最后只剩下一个姓虎的班长带一个班守桥头,桥扳又因“烟瘾发作”未能全部拆除,结局可想而知。为此坐镇成都的蒋介石大为震怒,以对有关命令“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使朱毛红军“得以自由窜渡,至甚痛恨”为由,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
     防守大金川河谷左岸一线的是杨森的20军部队。此公名气最大的是他成群的小老婆(据说可以编一个连)和自己都数不过来的子女。他酷爱体育,命令其老婆们骑马打网球,开四川女网之先,后来到台湾还当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他在政治上的最大特点是反复无常,他靠刘湘起家,却四度背叛刘湘;他不甘居刘湘之下,对刘湘却屡战屡败。他想投靠蒋介石,到前方作战是主动请缨,可惜他的部队不经打。
     沿河谷右岸进攻的红军由王树声率领,沿河谷左岸进攻的左路红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后者是主力部队。10月8日左右两路纵队开始行动,久困高原求战心切、急需补给的数万红军如饿虎出山猛扑而下。
     “毛儿盖会议,双方意见分裂,行动与组织上还没有分家,北进的主张因是中央干部的意见,故仍被勉强执行,结果分两路向甘前进。……毛泽东一路,走了六天沮洳(即草地——作者)地,才到达包座,陈昌浩率领之三十军,还和胡宗南所指挥的中央军之四十九师在包座打一仗,而且得了相当胜利,如果这次不是红三十军的力量,则疲惫的中央部队,又加以在六天沮洳地的困难的跋涉之后,说不定有遭中央军重大打击的危险。
     “可是在过了草地之后,匪军内部的问题就发生了,这时匪四方面军张国涛陈昌浩等,坚认为不能再行北进,而毛泽东则非继续北进不可,认张陈是犯机会主义,违反党中央的指导,而张陈则认毛已丧失在中国本地上革命斗争的勇气,只求寄生于苏联边境,不配再谈革命。……于是中央匪军与匪四方面军合而复分”
     也许刘湘还有更特殊的信息渠道。春夏间红军集结与川西北高原时,中共即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党员张曙时与刘湘接上了关系。5月,中共华东局派黄子谷到四川做川中将领的工作,宣传反蒋和联合抗日。就在毛泽东率部北上后的9月下旬,华东局再次派黄子谷回川,交黄带给刘湘一个“相当大的密封文件袋”。至于文件袋里装了些什么东西,黄后来说“因系密件,不知内容如何”,他估计“可能还附有信件”。更为神秘的是,黄未到达之前,刘已通过黄所不知的渠道事先接到通知,“黄一到成都,刘即派参谋长傅常亲自到黄的家中将文件袋取走”。以后刘也未向黄透露过这个密件的任何内容,以至黄在回忆文章中只能猜测“大概不外是些有关有关国内外形势及联合抗日的文件”(乔诚杨续云着:《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223页)。
     此间领导华东局工作的是陈云。陈云因为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而深得毛的信任。5月30日过泸定桥后,毛主持军委会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陈在芦山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到达上海,和潘汉年等会合开展工作,华东局即在陈云的领导之下,并且与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张国涛虽然坚持南下,与北上的中央的电报往来一直没有间断,南下的所有行动计划,都是通告了毛泽东等人的。但没有任何材料显示,张国涛方面与张曙时、黄子谷等在刘湘身边工作的华东局秘密工作人员有联系。南下战役激战正酣的10月底,刘湘还以每月400元的经费支持,让张曙时、黄子谷接收了成都的一家报纸。(同上)
     无论如何,至少在红军南下战役发起之初,刘湘已经掌握了南下红军的战役企图,从而把他逼至背水一战的绝境。如果栖身于川西北高原的红军都北上了,刘湘真是求之不得感激涕零。可眼下红军不仅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进了四川,还要回过头来拿四川,而且要拿最富庶的川西坝子,也许连大邑安仁刘氏家族的发祥宝地都保不住。如果这一仗打败,不仅红军要占据他的地盘,蒋介石也将堂而皇之全面控制四川,根本没有他的生存余地。这已经不是权衡厉害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别无选择,只有死拼。
     他做出了紧急部署。首先将手下两个精锐师调到前线,郭勋祺的模范师取代刘文辉的部队守天全,杨国桢的教导师取代杨森的部队守芦山。发表潘文华为南路“剿匪”总指挥,在名山设立前线指挥部。同时急调原先分散守备于各地的嫡系部队向川西平原西端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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