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人民：中国人类学的学术风格(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14 《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 麻国庆 参加讨论
四、构建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上文以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为线索，兼及对中外人类学的比较，指出中国人类学表现出了鲜明的家乡人类学、本土人类学以及国家人类学的特点。本土人类学与国家人类学这两大传统并存于中国人类学的学科传统中，是今后人类学再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构成今日建设中国风格学术体系的基础。 一方面，中国人类学已经发展出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具有扎实的专业性。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西方人类学形成之初，一直以异文化“他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与早期人类学者对于“异文化”的严格要求不同，我国的人类学的发展与“家乡人类学”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特殊性使得中国人类学对于“他者”的理解超越了西方人类学的发展阶段。在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杨懋春先生和许烺光先生等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中国人类学者较早就将中国社会内部的家族、村落、边疆、少数民族、汉族民系(如客家人的研究)也作为内部的“他者”。而在西方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本土研究才开始重视内部的亚文化和亚群体，发展出文化批评、文化研究、城市研究、性别研究等新的领域。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回应利奇的批判时指出，相较于“自我”与“他者”，“新知识”与“旧知识”的比较同样可以实现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解(费孝通，1996：11)。旧的“自我”是掌握新知识的“自我”的“他者”，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的交锋同样可以实现文化距离感。正如前文所言，传统的人类学的思考仅仅把文化距离局限在“自我”与“他者”之间，重视的是差异性或者说他者性。其实，人类学方法论中要求的距离感不仅可以通过研究“异文化”的“他者”来实现，还可以通过新旧知识的交锋、研究相似文化的近距离“他者”，甚至可以通过对“自我”内部的各种亚群体、亚文化乃至对自身的主流文化进行分析思考来实现。后来的学科发展说明，研究与人类学者自身完全不同文化的“他者”不是学科的金科玉律，研究者还可以通过经验的远近转变(格尔兹，2014：68-72)研究各种距离的“他者”。 在“完全他者”(radical otherness)和“完全自我”(radical us)这两端之间，还存在“接触他者”(contact otherness)和“周边他者”(nearby otherness)，因此他者性是情境化的(Peirano，1998：116-122)。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者”是由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的维度塑造出来的，人类学方法要求的“距离感”也是被建构的(Clifford，1997：81)。定义与“他者”距离的标准不仅可以是空间上的，还可以是语言、文化、知识、政治、阶层上的。不同标准下的差异建构出不同的“己”与“异己”的边界，进而塑造出一个个“他者”的存在。人类学去认识“他者”，便是一个跨越和解释这些边界的过程，也就是打破“己”与“异己”之间成见的过程。在这样的认识指引下，人类学的研究需要重视以“已有的经验”作为参照体系，同“新接触的事物”进行比较，“由相同引路，着重注意其相异”。这是研究自身社会的路径(费孝通，1996：11)。由“己”到“异己”“他者”的认识过程，费先生称之为“推己及人”(费孝通，2003)。 另一方面，服务国家建设也已成为中国人类学的重要特色，表现出鲜明的人民性。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科史，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指导思想和话语帮助人类学的解释力从对小的田野点的微观社会的研究中释放出来，推动人类学，使之不仅关注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更重视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指导思想设置了不同的人类学研究议程。比如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国家战略，都为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主题和动力。而人类学对于国家话语、理念的贡献也不单是具体的概念和认识，它可以沟通宏观和微观，促进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通过不断发掘各地鲜活的经验和各民族现实的难题，实现国家政策对于更广大人民整体利益的体现。人类学、民族学在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的过程中，为我国各个领域的国家话语和政策贡献了诸多重要的概念和认识。仅在民族理论政策体系中就有“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识别标准、“经济文化类型”“多元一体”等概念。 在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基本单位的当代，国家人类学是把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及其日常运作作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公共性学问，具有根植性、公共性及前瞻性。这个意义上，国家可被视为运行于现实生活中的具备话语权、主导权的行为主体，同时又是一个具备文化集体表象的共同体。作为国家人类学的中国人类学汲取了传统思想中的家国情怀、民本思想，利用人类学的整体观和田野方法，力求揭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国家的视角推动社会和民族的发展。国家人类学坚持了人类学所擅长的小社区、历史片段、底层文化的研究，但从来都是将它们置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全局中加以理解，着眼于微观研究却强调在整体中进行分析。这一整体观视野不仅是自然与社会的整体、生物与文化的整体，还是个体与民族、社区与国家紧密联系的整体。学人们的研究虽然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各处村寨和社区，但都以中华民族的平等团结、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为最终关怀。其社会观、文化观、民族观重视田野点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但不是固化它，而是强调发展的可能以及如何实现好的发展和善的治理。 人类学者的家国情怀从传统的“经世致用”中发展出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作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等重要论断(习近平，2016)。事实上，中国人类学的学术真谛，正是迈向人民的学问。“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就是要“使广大人民对自己的社会有充分的知识，能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来安排他们的集体生活，去实现他们不断发展的主观愿望”(费孝通，1980：114)。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2017)。报告中提到“人民”一词多达203次，突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因此，在人类学研究中，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揭示的阶段性特征，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组织着中国社会，实践着中国文化。客观地调查人民的生活，真诚地了解他们的愿望，是人类学的基本伦理。在此基础上，以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所形成的知识去回馈我们田野中的对象，在公共政策中体现他们的诉求，沟通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认知，是对调查对象更高层次的尊重。人民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体，是我们整个制度的主人翁，是一切政策服务的目标。将人民作为人类学的对象，就要注意到他们既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又是我们研究服务的对象。采取迈向人民的立场，就必须重视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重视社会在研究中的基础立场，科学地调查、理解人们的社会和文化；同时，还要重视人民在政策体系中的主体地位，重视国家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主要作用，真诚地对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与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既要了解各民族、各群体发展自身社会、发扬自身文化的要求，又要推动和服务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实现这两者的沟通和连接，是人类学的重要使命。 本土人类学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殊性为重点，追求特殊性的体系性和自我延续。这一取向使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现象更为敏锐，对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存在固化这种特殊性的风险，即可能会忽视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方向性问题。而国家人类学以国家推动下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为重点，追求变化之可能以及国家的作用。此类研究较多从民族凝聚或社会进步的角度出发，有助于实现人类学服务社会的目的。因此，人类学的研究需要超越传统民族志描述性的叙述，把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作为重要的研究维度，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视角结合起来，践行人类学在新时代的使命。 五、结 语 融通本土人类学同国家人类学的优势，应该是中国人类学较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实现这样的结合，要正确认识社会同国家的关系。国家不是抽象的，可以分为中央与地方、政治与行政、全局与部门等不同的维度，各个层面的国家活动都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国家不能脱离整个中国社会，它是在历史中国、中华民族、文化中国等整体性之中展开的。社会也不能脱离国家，民族、族群、阶层都是在国家框架下存在的，任何社会与文化的现象中都可以看到国家的影响。因此，社会和国家不应割裂开来。社会生活由国家组织起来，国家决定了一定时期社会的面貌；国家又由社会所支撑和体现，社会的利益和需求同国家的治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实现中国社会各种“他者”间的对话、沟通，人类学是大有可为的。 中国本身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方式多样化、利益格局复杂化、意识观念多元化，多元特征愈发明显。如何在这样的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凝聚全民族共同致力于这一目标？如何在实现它的过程中兼顾各个群体的需求？人类学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发挥国家和社会间桥梁的作用。特别是那些居于边疆、边缘、弱势、底层位置的人群和文化，在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如何表达他们的需求，国家怎样保障他们的权利，这些是人类学需要特别关注的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把握民族性、时代性和专业性。回顾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立足于中国社会多元性的本土人类学和服务国家人民的国家人类学是这个学科发展的根基所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人类学对于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以及对于共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具有特殊的优势和责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现了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后又开始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广泛的发展实践，正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迈进——这一切都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和文化田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类学需要人类学家热情地投身于这片田野之中，将专业性、民族性的学科传统同新时代的历史阶段进一步结合起来，推动人类学深刻地回应学术的传统、人民的福祉和时代的要求。 注释 1.2000年夏，费孝通先生接受《东京新闻》记者采访，文字稿由笔者记录。 2.从人类学传入日本至20世纪30年代为止，日本的民俗学与人类学(民族学)一直是一个整体，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性质划分。 参考文献 安德森，本尼迪克特，2003，《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1980，《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 ——，1988，《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9，《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6，《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费孝通文集》第2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1，《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2004，《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9，《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麻国庆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格尔兹，克利福德，2014，《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利奇，埃德蒙·R.，2010，《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杨春宇、周歆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亦园，1993，《台湾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若干趋势》，《清华学报》(台湾)第4期。 林耀华，1989，《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余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麻国庆，2009，《现代日本人类学的转型和发展》，《民族研究》第1期。 ——，2017，《明确的民族与暧昧的族群——以中国大陆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麻国庆、张少春，2014，《生产方式及其衔接：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评析与启示》，《民族研究》第1期。 马林诺夫斯基，1999，《江村经济序》，《费孝通文集》第2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芮逸夫，1972，《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册，台北：艺文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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