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陈伯达儿子陈晓农近年在香港出版《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有人读了批评说：“陈晓农是个真正的孝子，他在书中为父亲做了全面的辩护……”依我看，陈伯达也有无奈和值得同情的一面。
阎：说到江青对陈伯达，还想顺便说说江青对陈伯达妻子刘叔晏的态度。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叔晏看到后给我打电话，先是夸了一番，然后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我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陈伯达的夫人交给我这么一个任务，我怎么办呢？我当然要告诉江青。有一天晚上，从十七楼看完电影回十一楼是走回来的，同平常散步时一样，江青走一段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在她休息时，我向她报告了刘叔晏请她给安排工作的事情。江青说：“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她的工作应由汪东兴安排。”接着没好声气地说：“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可我感到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说实话，在那段时间里我很怕碰到刘叔晏。
向：中央文革小组的事你了解得真多。
阎：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开会不做记录。
向：为什么？
阎：江青不让记。为什么开会不让做记录呢？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
“按照常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应作记录，可是却从来不准。她以‘机密性’为托词，行逃避责任之实。”这样，她就可以信口开河。后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要求每次开会要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他的办公室派人做记录。头一次由矫玉山、周家鼎来做记录，江青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当第二次王广宇做记录时，江青立刻神经过敏了，责问说：“我们开会还要做记录么？是谁叫你来的？”周恩来回答说：“是我叫来的。”又转身对王广宇说：“今天不用记了。”总理也拿她没办法。
向：再问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央文革是多大的机构？
阎：总起来说这个机构有近200人，其成员都是按照那个年代的德才标准，从一些中央单位、特别是军队选拔来的，可现在一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好像就是那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后，就只剩下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5个大人物了，其实不算四大行政区派来参加的成员，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陶铸，共有14人。
应该说，谈中央文革小组光看到他们是不全面的，应该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也算进来。这个办事机构的前两任负责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一任是穆欣，副的有戚本禹、曹轶欧（康生夫人）。江青不满意曹轶欧，就以照顾她年纪大为由拿掉了。第二任是王力。第三任是宋琼，他原是《解放军报》记者部的主任，李讷1967年1月在《解放军报》造反，把宋琼揪回去了。第四任是王广宇，他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干部。随着王力、关锋的倒台，王广宇被退回马列研究院，次年3月又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第五任是我，副的是矫玉山。我的任职时间很短，1967年12月上任，一个月不到，
1968年1月9日就被隔离审查，后来又被投进秦城监狱。差不多与我同时被诬陷入狱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党总支书记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周占凯，他们都是军队的基层干部。接替我的就是李讷，她是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她倒是善始善终的。
向：李讷当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这个机构江青控制就更方便了。
阎：叫自己的女儿接我这个位置，当然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个办事机构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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