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习惯法与“枫桥经验”契合方式：推进藏彝走廊地区法治建设的制度化实践(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2:11:45 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昱入 参加讨论
结合民族习惯法推进刑事和解，有利于更全面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藏族、彝族、瑶族等民族的“赔命价”的规定中，不仅涵盖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范围，内容更是丰富多样。以藏族的命价赔偿构成为例，包括以下项目 ：  瑶族的“食人命”赔偿，则包括了下表的项目：  我国刑事诉讼以惩罚犯罪为主要目标，在司法实践中注重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强调追诉犯罪，而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则游离于刑事司法制度之外。损害赔偿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起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不满，甚至危害社会稳定。20世纪80年代后，被害人权益保护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刑事被害人赔偿方面，可以参考民族习惯法中的赔损规则，关心受害人及当地社会的实际需要，对赔偿数额不采取定额化的计算方式，而根据被害人身份、性别、年龄、侵权情节和死亡方式等多种参数，建立个别化的赔偿标准，恢复被害人、犯罪人与地区社会间有序平衡的关系，修复犯罪造成的损害。 在刑事和解的程序方面，可以依照刑事和解的程序来运作，但是在争议比较大的方面，可以参考黔东南州台江县“五老”模式纠纷解决，邀请民族地区的族长或村里较有威望的毕摩、德古、寨老甚至宗教人士等当地民族民众信服的人进入刑事和解的队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照民族习惯法的思维来对具体事务进行调解。引入民间力量进行调解，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二）推进社会法治建设 藏彝走廊民族习惯法中，存在着深厚的本土法制资源。国家在制定和修改法律时，应当将有价值的部分吸收到立法当中。民族自治地方不仅具有一般地方立法权，还具有立法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权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根据当地民族的实际情况，制定自治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要遵循维护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权益、体现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的原则。对于涉及民族习惯法的行为，自治地方立法进行规范，要参照当地风俗，从经济、名誉、精神（宗教信仰）上予以调整，设身处地地为当地群众利益着想，符合上述立法原则。 吸收民族习惯法中有益的法制资源，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可以从参考民族习惯法相关规范，对定罪量刑标准作出变通规定入手：对于某些社会危害性不是特别严重的行为，习惯法不认为是犯罪，但国家制定法认为是犯罪的，建议依据习惯法出罪。某些习惯法中可以通过调解、赔偿解决的，可以认定为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例如，彝族、傣族、壮族等民族延续着早婚传统，在一些壮族村寨里，男子15岁、女子13岁左右结婚很普遍，当地民众在民族习惯法的耳濡目染下，并不具有认识自己行为违法的可能性，如果把这种早婚认为是犯罪，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会给审判工作带来极大压力，建议依据习惯法出罪。 枫桥经验是经过时间淬炼的群众智慧结晶，与我国的民族习惯法同源而异流。当下，枫桥经验与民族习惯法交汇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路上，将枫桥经验联系群众、发挥群众力量、维护群众利益、充分化解矛盾的精神贯穿在扬弃地吸收民族习惯法、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将民间传统引入到法治建设中，打造枫桥经验“法治版”，是我们当下要完成的任务。 注释： 1.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2.史济锡：《创新“枫桥经验”推进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政策瞭望》，2006年第9期。 3.谌洪果：《“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生成模式》，《法律科学》，2009年第1期。 4.戴雨薇：《“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法治模式关系探讨》，《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5.余钊飞：《“枫桥经验”与乡村治理法治化》，《人民法治》，2018年第8期。 6.孟建柱:《加强和创新群众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 周年》，《求是》,2013年第23期。 7.吴锦良：《“枫桥经验”演进与基层治理创新》，《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8.包颖：《“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传承》，《中国社会组织》，2014年第2期。 9.张新华：《“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创新》，《重庆行政（公共论坛）》，2017年第5期。 10.毛立军：《创新“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人民政协报》，2018年2月6日第12版。 11.王守福 、范明强：《“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及对军队信访工作的启示》，《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2.石东坡、瞿承健，尹学铭：《检察网格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检察版》，《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3.陈立峰：《农村社区矫正模式的构建——以公共产品理论和枫桥经验为切入点》，《经济视角》，2010年第6期。 14.卢芳霞：《“枫桥经验”与流动人口再组织化建设》，《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 15.邓建民、赵琪：《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16.张古哈：《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中“赔命价”的特色与启示——以藏族、彝族和瑶族为样本》，《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0期。 17.高其才：《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18.刘永强，蒋志如：《社会管理创新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的分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03，第315页。 19.李鸣：《碉楼与议话坪：羌族习惯法的田野调查》，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10月，第242页。 20.参见贡保扎西、琼措：《论藏族传统法律文化及其社会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1.吴大华、潘志成、王飞：《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4月，第57页。 22.李廷贵、酒素：《苗族“习惯法”概论》，《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23.刘永强、蒋志如：《社会管理创新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的分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第315页。 24.郭金福：《论羌族习惯法的社会作用——以四川省茂县羌族为例》，《法制博览》，2012年10月。 25.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年，第31页。 26.张济民主编：《诸说求真——藏族部落习惯法专论》，青海人民出版社，第164页。 27.张济民主编：《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 28.淡乐蓉：《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日耳曼民族“赎罪金”制度的比较研究》，《中国藏学》，2010年第1期。 29.吕志祥：《藏族习惯法：传统与转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5月，第82页。 30.涂尔干：《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汲喆、付德根、渠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243-244页 31.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汲喆、付德根、渠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8页。 32.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33.高铭暄、张天虹：《刑事和解与刑法价值实现——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解析》，《公安学刊》，2007年第1期，第11页。 34.图表来自张古哈：《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中“赔命价”的特色与启示——以藏族、彝族和瑶族为样本》，《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0期。 35.吴宗金主编：《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2月，第180-18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