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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狙击手张桃芳曾单兵作战32天毙敌214名(2)

三个烧饼
     32天杀敌214人,创造如此战绩的狙击手,即便不是天造奇才,也该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吧。谁能想到,就在创造这一战绩的3个月前,张桃芳竟然打枪脱靶了,而且是连续3次。
    这件事给张桃芳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生前数次回忆自己的狙击生涯,他都要先讲起这一段:
    1952年9月2日,张桃芳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4军奉命入朝。
     起初,连吕长青这样的老战士都不知道具体目的地。军令一下,全军即刻开拔。出发之前,战士们先要把身上带有中国军队标志的东西全部去掉,比如搪瓷脸盆上“某某部队”番号,衣服上“某某被服厂”标记,就连配发的白毛巾,都要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剪掉。
     从嘉兴一路往北,闷罐子车里越来越冷,战士们也明白了自己的使命。鸭绿江上,连接中朝两国的大桥已经炸断,工兵用木板临时搭起两座浮桥,大队人马一摇一晃地过了江。吕长青那年不到19岁,入伍已3年;张桃芳20岁,入伍才一年,还是个新兵蛋子。“我们很多人都流泪了。”那哭声吕长青至今还记得,他说他们不是害怕,而是在跟自己的祖国诀别。
     过了鸭绿江,又是一路急行军,24军终于在9月中旬赶到朝鲜的战略要地元山驻防。在此地的一个小村庄里,张桃芳所在的72师214团3营8连,进行了入朝以后的第一次练兵,内容是打靶。
     张桃芳本不该对打枪发怵,他在入伍后接受过近两个月的专门狙击训练,技术应在众人之上。但入朝以后,天天赶路,加上他又当上了连部的通讯员,哪有时间去琢磨身后背着的那支新枪?
    “张桃芳。”连长叫到了他的名字。三发子弹,三次机会。
     打靶的结果出来了,光秃秃的三个零环,用连长的话来说,吃了三个大烧饼。作为惩罚,张桃芳不得不下厨帮炊。是不是枪出了问题?军械员明确答复说:“苏联支援的新枪,我们测试过,没问题。”
     打那以后,张桃芳常对着这杆枪生闷气:以前用“三八大盖”,三枪最起码打20多环,怎么换了枪,就成了零环?用他自己的话说,“对这枪还没悟透”。射手视枪如朋友,摸透脾气才能随心所欲,可眼前这枪却像个陌生人。
     张桃芳心乱如麻,终于总结出一条原因,要是继续当这个通讯员,天天围着首长转,哪有机会练枪?他拿定主意,又回到了3营8连9班。
     同班战士发现,归队后的张桃芳像中了邪一样,老是端着枪“发呆”,一端就是一个小时。其实,这是在“临阵磨枪”。连日来,张桃芳把远近不同的各种物体都当成目标,枪膛里却不装子弹,只是不停地击发。“水连珠”的枪膛短,后坐力大,子弹出膛时即使有头发丝般的偏差,到200米以外的目标处,就得差出一米开外。在扣动扳机的瞬间,手臂、身体纹丝不动,是张桃芳苦练的第一要务。
     如何做到纹丝不动?张桃芳要求自己在击发后一直想着目标,并且要看清楚准星是如何跳离目标稳定下来的。在那一刻,他甚至不会松手放回扳机,就像被冰冻住一般。
     为了增强臂力,他还自制了两个沙袋,说是沙袋,实际上是用破床单撕成两片,里面装上沙土。练到最后,他在两臂带着十几公斤沙袋时,仍能不差分毫地扣动扳机。
     到了夜晚,坑道中微弱的油灯光,又成了他练习瞄准的好帮手。这个目标比起白天的树木山石更不容易把握,灯头儿忽大忽小,忽高忽低,张桃芳就定定地瞄着那灯光,练出了一双火眼金睛。
    练兵“伤心岭”
     1953年1月11日深夜,24军顶着摄氏零下37度的低温,匆匆开赴上甘岭。张桃芳跟随部队,第一次到了阵地最前沿——597.9高地。虽然眼前一片漆黑,但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焦烟、尸体混合到一起的呛人气息,让人心惊。张桃芳站了一夜岗,天明时突然发现,自己倚靠的掩体竟然是用美国兵的尸体垒起来的!此时,朝鲜的严寒已经把这些尸体冻得像砖头一样坚硬。
     此时的上甘岭,朝鲜中部金化郡五圣山南麓一个只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已经因为一场血战而化为焦土。那场著名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打到11月25日,历时43天。双方在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共发射炮弹超过230万发,双方伤亡约3万人,上演了现代战争史上空前惨烈的一幕,597.9高地也由此被称为“伤心岭”。
     大战过后,双方换防。24军军长皮定钧一到前线,就在观察所里瞅着敌人的动静。那边刚换上来的新兵好像还不知道这“伤心岭”的来由,干什么事儿都大大咧咧的:大摇大摆地修筑工事,按部就班地往阵地上送饭,甚至还三五成群地躺在地上晒太阳。
     皮定钧人称“皮辣子”、“皮老虎”,有点火爆脾气。他一看“联合国军”不把咱们放在眼里,望远镜啪地一关,甩出一句话来:“老子要关他禁闭!”怎么关法?皮定钧要求各阵地选出4名狙击手,给敌人一个教训。
     张桃芳所在的9班是个加强班,有17个人,任务是坚守7号阵地。当时的9班射击组有谢维君、李家全、顾世令三人,刚好还差一位。班长早就看上了日夜苦练的张桃芳,但汇报上去,连长一想起那“三个烧饼”,哪能放得下心,他亲自到阵地上,给张桃芳指了3个目标,结果这小子竟然都打中了。
     刚进射击组的新兵,大多只打过死靶,有的连“狙击”、“冷枪”这些词都没听说过。吕长青回忆,那时候没有专业的狙击训练,班长直接把新兵带到前沿阵地,现场指点着怎么测距,怎么定标尺,怎么算提前量……然后就指着一个目标说“你练练”。
     新兵们这才知道,测距根本不能用望远镜,否则很容易被敌人看到。班长把大拇指一伸,将右眼视线、拇指和目标连成一线,然后睁开左眼,闭上右眼。从左眼和右眼不同的角度观测,拇指和目标之间便会产生横向的误差,根据这个误差的大小,就可以估计出目标的距离远近,以确定射击标尺。这本是炮兵在缺少必要器材时的目测距离法,却在狙击中派上了用场。
     狙击手的每一枪都可能暴露目标,招致敌人的火力反攻,要想在狙击中保存自己,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战术。狙击行动,绝不是单个士兵的鲁莽行为。一般来讲,狙击战以小组为单位,互相配合。小组在黎明前秘密进入阵地,白天寻找机会作战,天黑之后撤回。发现目标后,由观察员发信号,射手按方位开火,打完后,不管目标死活,立即转移,战果由观察员最后审定。
     为了提高射击精度和反应速度,狙击小组还对敌军阵地进行了分块编号,并一一测距。一旦目标出现,观察员只需通过电话报出目标所在的区域号码,射手即可迅速行动。
     当然,这套狙击秘籍不是班长独创的。在北纬38度线绵延200多公里的战线上,活跃着成千上万个志愿军射手,看似平静的山野,随时可能爆发杀机。军事史上,还给他们的行动起了个极富中国特色的名字:“冷枪冷炮杀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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