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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联忆首长邓小平:淮海战役指挥两大野战军(4)


    1948年初,我野战军主力部队准备出大别山,配合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作战。当时部队经过几个月极其艰苦的斗争,已很疲劳,有的纵队减员三分之一,重武器所剩无几,弹药也非常缺乏。但刘邓首长考虑到全国各个战场都还很困难,不愿过多地反映部队的难处。小平同志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只是提到部队经过大别山的斗争,虽然有些损伤,但士气甚好。稍事休息,仍可执行作战任务。后来陈毅司令员知悉我们的实际情况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发电报作了反映。毛泽东同志立即指示其他部队迅速给我们补充了兵员和装备。
    1948年11月,我军已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为了乘胜前进,不使蒋介石有喘息的机会,中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集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当时蒋介石集中在淮海地区的兵力有70多万,我华东、中原野战军的兵力加起来总共有60万,装备上也处于劣势,取得战役全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重担再次落到小平同志的肩上,中央确定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与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在决战淮海的日日夜夜,小平同志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精心组织,与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一起,密切协调两大野战军的行动,根据敌我态势,采取分割围歼,分段实施的方针,消灭国民党军56个师55万人,大获全胜。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淮海战役的指挥艺术,说这一锅夹生饭,硬是给你们…口一口地吃掉了。
    小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经常教育我们和部队,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维护和遵守群众纪律,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本色。
    我们坚守大别山时,小平同志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政策纪律,解除群众顾虑。大别山区是革命老区,比较贫困,我军曾几进儿出,我们到了后,群众最关心的是部队还走不走。小平同志亲自走访座谈,要求部队向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大回家,决不再走,要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从而消除了群众的疑虑,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小平同志对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从不姑息。有一次,呀战军总直属队路过黄岗县总路嘴时,店铺里的商贩都跑光了,他在街亡发现一个副连长用刺刀挑着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让机关立即进行追查。当查明是抢了群众的东西时,刘邓首长决定要严肃处理。当时有人说情,说这位副连长有战功,是不是可以从轻处理?小平同志说,严明的纪律是我们要想在大别山站稳脚跟的保证,事关部队的生死存亡,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很大的区别就是有铁的纪律。违反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最后公开处决了那个副连长。这件事在部队和大别山老百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群众奔走相告,说真是老红军带领部队回来啦。部队除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外,还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大别山区重新出现了军民团结对敌的大好局面。
    小平同志不仅要求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对中高级干部尤为严格,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总是抓住不放,决不迁就。二野的许多老同志对“不握手会议”都有深刻印象。我记得陇海路反击战后,我军连战连捷,有些部队产生了骄傲情绪,出现了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小平同志就利用战斗间隙,召开整顿纪律的会议。当时正值中秋节,我接到通知后心想,我军一出陇海路,就活捉子敌人师长赵锡田,连同在苏中作战的胜利,扭转了整个解放区南方战场的局势,毛泽东同志致电庆贺,并传令全军嘉奖。仗打得很辛苦,战果也不小,这回开会准是叫我们去吃月饼。没想到去了后不仅月饼没吃上,而且连手也没握,气氛还很严肃。小平同志讲,今天就不拉手(握手)了,你们坐下。然后他就说,前段时间我们仗打得很好,但不要以为刚打了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你好我好。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邯郸出发以来工作做得怎么样?内外部的团结搞得怎么样?群众纪律怎么样?接着,刘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都相继讲了话,着重指出部队存在的问题。我在会上也做了检讨,会议一直开到天亮才结束。这次会议对部队震动很大,各纵队都认真检查了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纠正了违纪现象。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指示刘邓大军,在贺龙司令员率十八兵团协同下,进军大西南。我军采取战略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猛打猛追,所向披靡,很快打下了国民党的“陪都”重庆。有一天,刘邓首长找我谈话,让我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我说,我不会也不懂地方工作,还是让别的同志干吧!小平同志说,打仗是为人民,当市长也是为人民,不会可以学嘛。这样,我就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紧张地投入了地方工作。当时,西南局、西南军区,还有重庆市军管会、市政府等党政军机关都住在市区,大家忙着找好房子住。小平同志知道后,把机关的领导同志召集到他家里开会。他非常严肃地说,听说你们来了以后房子不够住?大家来西南是为人民办事的,不是来享受的,人民期望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我们刚来,还没做多少事,就闹房子。你们想一想,原来住这些房子的人都到哪里去啦?到会同志看到刘邓首长两家合住一幢房子,人口多,住得很挤。觉得既受了批评,也受了教育。大家什么话也不说了,回去立即动手,让的让,退的退,搬的搬,一夜之间就把问题解决了。
    为时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王、张、江、姚“四人帮”,利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和他们的特殊身份,横行霸道,结党营私,迫害异己,祸国殃民。对于他们的倒行逆施,毛主席曾经多次给予严厉批评,要他们“注意”,“不要摘四人帮”。1975年5月,毛主席同我们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四人帮”也在场。毛主席对大家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在毛主席第一次批评他们不久,江青给我打电话,说要找我谈话。我当时想,这不对头,就把这件事向小平同志说了。小平向志说,她要找你谈,不谈也不行啊。在谈话中,江青东拉西扯,也不知她到底想说什么。到了最后,她问我主席批评“四人帮”还说了哪些话。我这才明白,她是想从我这里了解毛主席对他们的态度。我当时什么话也没说。事后,我把这些情况向小平、叶帅都汇报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批评“四人帮”。记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小平同志批评“四人帮”,讲了许多,专门讲了党的历史,指出从党的历史来看,不要搞小圈子,搞小圈子历来不好,要搞五湖四海。小平同志讲完后,我跟着发言,说小平同志讲了党的历史,说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不能搞少数人,要搞多数人。你们不要搞宗派,有问题要讲清楚。记得先念同志、吴德同志等都对“四人帮”提出了批评。
    (作者为原中顾委常委)
    (以上三篇文章节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回忆军事家邓小平》一书,此书即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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