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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泳超]近世民间信仰中的神话层累——从海盐神歌《伏羲王》到《三天三宝》(2)


    现在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三天三宝”神灵,甚至一些不太资深的烧纸先生,即便听说过这个名号,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其实,深入考察各种神歌抄本以及已有的仪式介绍文字,可以发现,“三天三宝”在当地待佛仪式的神灵排位中处于最高等级。
    当地的待佛仪式会摆放许多神码,通常正中间最主要的三席分别叫做“上筵”(或曰“高筵”)、“中筵”、“下筵”(或曰“正筵”),依次代表着神灵的阶位差异。顾希佳在《从骚子歌看吴越民间神灵信仰》中介绍:“据歌手说,在排筵时,有的歌手把如来放在高筵的正中,有的歌手则把三天上帝放在高筵的正中,都是习俗所允许的。”胡永良在《海盐骚子的源流及文化内涵、功能》一文中也说上筵“供三天三宝、三世如来、玉皇上帝、普门观音大士、三元(官)大帝、南极仙翁、玄天上帝7位神马”,文中并有一张《七筵平面图》,“三天三宝”居于正中位置。事实上,从近年拍摄的实际仪式场景中,我们也能看到三天三宝的神码赫然置于众神的中心位置。
    这样的格局并不限于海盐一地,在其周边的平湖、桐乡等地都是如此。平湖举行“做社”活动时,太保先生发符请神,在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之后,即是“三天门里焚香请,三天三宝一同行”。这一习俗还可以找到更古老的印证:胡永良所藏光绪五年(1879)抄本《交纳》中就记录天仙使者上天请神的说辞:“叩请得上仙台上三天三宝、玉王(皇)大帝、观音佛母、三官大帝、五方言(贤)圣、玄天上帝、值年太岁、本命星君、西施(池)王母、八仝(洞)神仙,一切神祇”,桐乡徐春雷先生更收藏有一本道光二十年(1840)的神歌抄本《神位集》,其中有一张十五筵的神码摆放图,最高层“上筵”里居中的两位分别是“三天三宝”和“观音大士”。由此可见“三天三宝”在当地神界地位之崇高。有时候,他甚至成为了“上筵”的代名词,比如胡永良所藏民国二十一年(1932)抄本《文曲》中就说:“上筵敬三天三宝,中筵敬文武神冲,正筵敬南朝四岳,东西筵五路马公。”不过,有一点尚不清楚,顾希佳和胡永良两位先生在介绍各筵席排位时,都有一个较小的“三天台”,供奉的是“三天上帝”神码。此“三天上帝”与“三天三宝”是什么关系,均未明言,待考。
    这“三天三宝”的神名,应该来源于道教。最晚到刘宋时代,道教就将“三清”跟“三天”及其神格化的“三宝”神君建立了对应关系。小林正美在《新范式道教史的构建》中,主要根据《九天生神章经》中的《三宝章》和“序”里的三宝君传说,列出了一系列的对应关系如下:
    始气——清微天——玉清——天宝君——大洞
    元气——禹余天——上清——灵宝君——洞玄
    玄气——太赤天——太清——神宝君——洞神
    而在传世道经中,“三天三宝”有时可以当作神灵封号的前缀,如清代至民国间道观拜忏仪式的常用忏经《忏法大观》中就有这样的一组神灵名号:“三清三境金阙无上道法天尊,三天三宝玄穹高上道法天尊,三元三品都会宫府道法天尊……”有时则直接作为神灵名号的中心词,如宋元之际江南道教科仪的总结性道经《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在介绍“九天开度醮神位”时列于左班首位的便是“三天三宝帝君”;《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十三“洞视书篆玉札”更有意思,它先说:“令臣所启词语径御三天三宝上帝至尊几前”,后面又可简称为“三宝帝君”、“三宝天帝”等。
    事实上,在海盐及其所属之嘉兴地区发现的诸多神歌抄本中,“三天三宝”通常居于“大罗宫”。胡永良所藏民国二十二年(1933)抄本《送神》中说“三天送到大罗宫,弥罗宫送玉皇尊”,同年抄本《发符》中说“大路宫三天三宝大帝”(此处“大路宫”显系“大罗宫”之讹)。而大罗天在道教里常被视为三清境之上的最高境界,“天上有三清境,三清之上即是大罗天,元始天尊居其中,施化敷教。”更可证明待佛仪式上的“三天三宝”就来自于道教。而神歌先生与民间火居道士之间,向来在为民众提供仪式服务方面具有竞争与合作等千丝万缕的关系,明末周清原编辑的白话小说集《西湖二集》中《吹凤箫女诱东墙》载:
    话说这杏春小姐害了这相思病症,弄得一丝两气,十生九死,父母好生着急,遍觅医人医治;还又请和尚诵经,道姑画符解禳,道士祈星礼斗,歌师茶筵保佑。
    这里的“歌师茶筵”,便是指包括海盐赞神歌在内的江浙交界处广泛流行的“待筵”“待佛”活动,它与“和尚诵经,道姑画符解禳,道士祈星礼斗”并称,可见他们同处一个信仰场域之中。当然,从实际情况上说,民间道士和神歌先生都不具有深厚的道教知识,“三天三宝”很可能是他们从道教那里借鉴来一些粗浅知识后,衍生出的地方性神灵名号,它的道教属性并不稳定。徐春雷收藏了一册大约民国年间的神歌抄本复印件《通请》,其中符官所邀神灵头两位即“速往到三天门上拜请三天三宝,大罗宫皇青心君元始天尊……”可见“大罗天”与“三天”可以混同,所居神灵也是可以更换的。事实上,我们在苏南浙北一带的地方文献以及仪式实践中经常看到类似的名号变异,比如邓琳《虞乡志略》(江苏常熟)卷四之“宫观”中就以儒士身份介绍道教知识说:“道家以三清为三宝,合四皇为七天七宝”;浙江德清县防风庙据说原先配祀有防风的“四弟相公”,分别是“伍府随粮王”、“金府利济王”、“施府秉义王”、“晏府平浪王”,现在新建的“防风氏祠”在类似山门处依然塑有此四位神灵的塑像,神像之前更有一面龙牌,上书“三清三境三宝天尊”。这一名号在茅山道士印刷、内部诵读的《三茅延生赐福宝忏》的“回向偈”中也出现于第一神位。
    而《三天三宝》神歌抄本用盘古、伏羲和神农来替代道教的三天三宝上帝,更体现了民间信仰对于远古神话的原型记忆和情感依赖。毕竟,道教的三宝帝君过于高高在上,几乎只是抽象的义理而很少叙事,不像这远古三皇那样与人们的生活本原息息相关,充满人情故事。如此“误植”导致的本地特有知识,显示出民间生机勃勃、放诞不羁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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