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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宏]音像记录者在场对史诗演述语境影响(2)


    二、“音像”在场的演述语境的主体构成分析
    (一)演述语境的概念范畴
    “演述语境”是指构成演述事件的情境。“演述”是英语performance的翻译,一般译为“表演”。笔者在此引用了巴莫曲布嫫的译名——“演述”,主要考虑到演述对象一史诗在仪式中的吟诵或乐器伴奏吟唱,具有表演与叙述的两个文化功能,演述更能突出史诗的叙事表征。巴莫曲布嫫把演述概念引入史诗语境研究中,构拟出了“演述场域”的新概念。“演述场域”包含了“语义场”“表演舞台”“场域”(fields)的概念所指,“演述场域与叙事语境有所不同,但也有所联系。后者是研究对象的客观化,属于客体层面;前者是研究者主观能动性的实现及其方式,属于主体层面”。“演述场域”概念范畴比“叙事语境”要小,更切合史诗演述的现场性、表演性、叙事性等特点,避免了“语境”概念过于宽泛之弊。
    从“音像”的视角来看,“演述场域”的概念无法覆盖“音像”的文本范畴。因为“音像”的来源既有来自仪式现场——史诗的演述场域内,也有来自演述场域之外,如自然环境、村落环境,有的图片、资料可能是在演述场域以外搜集到的,包括田野民族志的书写更多是在演述场域的外边完成的。基于此,本文还是采用了“演述语境”的名称。“演述语境”的概念范畴可分为演述话语语境(语言层面、演述情景语境(场域层面)、文化语境(文化背景层面)。这三个层面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语境分类是相一致的,他把语境分为三类:话语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持阐释学视角的研究者认为,视觉形象应作为社会文本进行深描或多重阐释。除了理解和解释视觉在“制造意义”之中的意义外,在观照的范围上也应扩大到视觉产生、编辑、解释和研究的整个环节中的各个“场”。显然,这里的“场”更接近于三个不同的语境概念范畴。我们在进行“音像”的文本采集制作时,演述者的史诗文本叙事可能更接近于演述话语语境,而演述者在仪式中的吟诵、唱腔、舞蹈、表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更吻合演述情景语境,而文化空间、仪式禁忌、传统习俗与文化语境相类似。
    (二)史诗演述语境的主体构成分析
    巴莫曲布嫫曾经以彝族的史诗传统为例,谈到田野研究的几个“起关键性作用的要素”——史诗传统在场、表演事件在场、演述人在场、受众在场、研究者在场。这五个因素“同时在场”,才能构成史诗表演的“演述场域”,也就是“具体的表演事件及其情境”。从音像在场的特定条件来分析史诗演述语境的构成,演述者、演述文本、受众是最基本的三要素,正如我们观看一场演出,观众——演出剧目——表演者构成了表演的基本要素,而仪式中的演述行为或演述事件成为演述语境的核心要素,史诗传统是统摄、制约整个演述语境的内在因素。与“五个在场”不同的是,“研究者”是“音像”的实施主体,而非研究对象,所以没有列入演述语境构成之中。作为聚焦史诗演述行为及文本的田野工作,演述文本既是田野研究中的重点,也是演述语境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基于此,本文的史诗演述语境的主体构成包括了史诗演述者、受众、演述文本、仪式中的演述行为、史诗传统等五个因素。
    三、“音像”在场对史诗演述语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对演述者的影响
    “音像”在场对演述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研究者与演述者关系处理得当,建立了相互信任的田野关系,这样有利于把“音像”在场对演述者的影响降低到较小程度,反之就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当然,与演述者建立良好的田野关系只是保障田野工作的前提,而非全部。具体而言,“音像”在场对演述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对影像层面的影响。如摄像机机位离演述者太近、摄像者调换机位频繁、居高临下的机位、摄像者对演述者进行摆拍、摄像灯光太亮等因素都会对演述者的正常演述行为带来不利影响。笔者多次经历过这样的场景:有些演述者平时非常健谈,但一坐在摄像机面前,往往表现出手足无措、表情僵硬、局促不安的“晕镜头”情况,原来谈笑自如、表情丰富、神采飞扬的表现大失水准;尤其面对近距离镜头时,直视动作明显减少,代之以低头或环顾左右;在摄像灯的强光照射下汗流決背等。这说明,摄像者如何有效避免此类因素影响,最大限度地保障演述者的正常演述是应该提前预设的。
    其次是录音对演述者的影响。相形于摄像机,录音机因其形体较小,摆放位置相对固定,对演述者影响因素不是太突出。如一些比较小的录音笔可以放在演述者前面或衣服口袋里,都是比较妥当的办法。但也有例外情形,如采用挑杆长臂话筒,捆绑式无线耳麦,这对演述者的演述活动必然带来不便。挑杆长臂式录音设备并不适合在史诗演述仪式中使用,不仅有伤画面的干净,而且破坏了仪式的神圣空间。有个传承人曾这样说:“有一次,北京这边来了一伙拍电视的,一进门就忙着摆放‘先进武器',那么多长枪短炮(指摄像机)一齐对着我,上面还有探照灯、毛筒子(带毛套的长臂话筒),一大圈人团团围着我,这不变成看猴子耍把戏了吗?神灵都吓跑了,我还敢搞吗?”
    再次是图片对演述者的影响。有些民间祭司对于神像、神位、祖先遗像、牌位、经书是有禁忌的,不能随意拍照,尤其是闪光灯。有个东巴曾对笔者谈起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东巴超度仪式上,有个外来记者对着坐在神位旁边的东巴连续拍照,频频使用闪光灯,最后东巴忍无可忍,直接命令助手把他赶出了仪式场地。那次仪式结束后又补做了一个小仪式以示忏悔。他认为是那个记者触犯了神灵,致使仪式不圆满。与摄像者情况相类似,距离演述者太近、在演述者前面频繁走动换机位、拍摄时居高临下、违规传统禁忌拍摄等情况也是图片拍摄者应该注意的。
    最后,文本对演述者的影响。相比于前三者,文本属于静态物,好像对史诗演述者影响甚微,其实这是一个理解误区。作为一个研究者,摄像、录音、图片除了具有建立数据库的功能外,还有一大功能是为民族志文本书写、研究服务,如果研究者对演述的史诗、演述仪式、地方知识等内容一无所知,则整个搜集工作就大打折扣,甚至那些影像、声音、图片会变成一堆“谜团”一史诗的名称内涵、仪式程序、仪式行为、神灵名称、演述内容、仪式道具、音乐舞蹈等内容直接关系到如何分类、命名、注释那些影像、录音、图片资料,更关系到田野民族志书写及以后的深度研究。文本除了田野日志、场记、调查报告外,还包括了田野中采集到的文献资料。采集文献资料对演述者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石宝寿家是传承了25代的东巴世家,家中珍藏着600多卷的东巴经书,他对此视之如命,如果不是很熟的朋友,不会轻易展示给外人。有次有个外地来的研究生一进家门就开口要拍他家的经书,他毫不客气地把人赶跑了。在仪式演述过程中,有人不经准许就用相机拍摄放在旁边的经书,他不得不出面干涉,由此影响了整个仪式的进程。民间对卖经书者有异议,这也是民间传承人普遍重视传统经籍文献所有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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