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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间谍”郭汝瑰1970年重入党因何没有介绍人(2)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随后取得节节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拥兵自重,与倡导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呈对立状态。黄埔军校除步兵科的两个大队随蒋介石迁往南京外,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三个大队,均随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在武汉,郭汝瑰听取了萧楚女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恽代英的《青年运动》等讲座,在他们影响下,他由崇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向了赞成共产主义,并阅读了李达编著的《马克思》以及《独秀文存》等著作。当时流行的共产党主办的刊物《向导》,也是他的主要读物。
    如果说五四运动带给了郭汝瑰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印象,黄埔军校的政治“洗礼”则使他系统了解了共产主义,并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他回忆道,那时他“认为共产主义更好,共产党更革命、更进步,衷心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武昌时,郭汝瑰得知好友袁镜铭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便要求袁镜铭介绍自己入党。袁镜铭当时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汪精卫组织的“左社”。其时信念已坚定的郭汝瑰说:“我不加入‘左社’,我要加入共产党。”袁镜铭因为郭汝瑰当时年纪轻,又是郭汝栋的堂弟,说组织还要考验他。
    在革命低潮中首次入党
    在郭汝瑰即将于黄埔军校毕业之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1927年4月14日,政变消息尚未在武汉传开。其时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为共产党员),悄然通知郭汝瑰和傅秉勋提前毕业,并立即返回四川,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果不能阻止,就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打他后方,使其崩溃,至少要郭汝栋不出兵帮助杨森。杨森当时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其时,郭汝瑰的堂兄郭汝栋(也是傅秉勋的妻兄),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郭汝瑰和傅秉勋见到郭汝栋后,被告知他不会出兵协助杨森。但郭汝栋在表示绝不支持杨森的同时,已暗中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
    宁汉合流后,武汉共产党被挤走,郭汝瑰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留在尚能容共的郭汝栋部,被郭汝栋安排在军队政治部任科员。他发表演讲,坚决拥护武汉政府,并与共产党员们非常友好。
    当时,郭汝瑰入党的有利因素是,川东地下党在郭汝栋部的势力很大,和郭汝瑰一同回川的傅秉勋等人,相继加入了共产党。但入党的不利因素更多。从1928年起,国民党陆续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组织,绑架和暗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或异己分子等,在全国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局面。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险恶形势下,中共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发生动摇,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还有人公开向敌人忏悔、叛变,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组织和同志。有个数据可反映当时情况的严重性。据1927年11月的统计,中共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
    在腥风血雨的背景下,因为在求学阶段培养的坚定信念,郭汝瑰仍然为入党而努力。1929年,郭汝栋的部队退到綦江。这时郭汝瑰要求入党不遂,思想有些消沉。为此还作诗抒情:“漫笑人迷我更痴,百年多是几多时。伤心看破世间事,起坐中宵读鬼诗。”
    但终于有一次,袁镜铭对郭汝瑰说:“你表现尚好,现在党同意吸收你。你们的党小组长就是邱志坚。”邱志坚当时是一名上等兵,看上去像个知识分子。
    郭汝瑰晚年曾主编《中国军事史》,田昭林担任该书副主编,与郭汝瑰共事多年。近日,田昭林告诉南都记者:“郭汝瑰当时的入党并不像现在这样,有隆重的入党仪式。当时一个人入党,只是入党介绍人向他通知一声。”
    1979年,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关于接收郭汝瑰同志入党的报告》[(79)党字第137号]这样表述郭汝瑰早年的党员生活:“曾于一九二八年参加共产党,后因白色恐怖,于一九三〇年秋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而脱党”(军旅作家宁松勋近日告诉南都记者,郭汝瑰“1928年入党”一说有误,他曾向郭汝瑰本人核实,郭汝瑰是1929年入党。《郭汝瑰回忆录》第283页以及郭汝瑰去世后的悼词均提到郭汝瑰“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是郭汝瑰第一次入党。他压根没想到,由于时代的风云变幻,他的入党生涯在日后遭受了极大的坎坷。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从”
    1930年,白色恐怖蔓延,蒋介石命令郭汝栋在部队彻底“清共”。郭汝瑰被郭汝栋“礼送”到了日本士官学校读书。郭汝瑰此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以为去日本可学点对革命贡献更大的真本领,没想到要等15年之后,才与党组织再次产生联系。郭汝瑰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九一八”事变后,郭汝瑰等留学生不堪在日本的屈辱,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回国,后被录取进入国民政府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在淞沪会战中,郭汝瑰担任十八军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率部与日军厮杀七昼夜,一举成名。之后,他还参加了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等战役,均建战功。郭汝瑰的才干受到陈诚的青睐,他因此在国民党军队体系中青云直上,被授陆军中将,还曾两度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是国民党军队中枢机构的成员。
    在抗战时,郭汝瑰见证了国民党的严重腐败,这是激发他寻找中共党组织的直接动机。他在《郭汝瑰回忆录》中写道:“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1943年,郭汝瑰由抗战前方回到重庆,千方百计联系党组织,却不得门径。郭汝瑰回忆了他寻找中共党组织的心迹:“自抗战以来,只见解放区越扩越大,国民党统治区越缩越小,共产党的军队越战越强,而国民党的军队却一蹶不振,对比国共两党的一切主张和行动,使我开始认识到,要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要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并建立一个民主的富强康乐的国家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我在黄埔军校及大革命时期,也曾受过一些社会主义教育,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就更觉得共产党好了。因此,一心想找共产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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