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间谍”郭汝瑰1970年重入党因何没有介绍人(3)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9:11:41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郭汝瑰和他的儿子郭相操在一起住了多年。近日，郭相操在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家中告诉南都记者：“我父亲当时看到国民党腐败，认为国家的希望是共产党。但遇到抗战，党组织关系找不到了，因为共产党（地下党）潜伏是比较深的。” 郭汝瑰曾对和平抱有幻想，但当国共三人会议失败、和平愿望最终破灭后，他写道：“这以后我间接参加了用武力批判国民党的伟大人民解放战争。所以我对三人会议的回忆是痛苦的回忆，也是幸福的回忆，是三人会议擦亮了我的眼睛，是三人会议给我的机会，让我回到共产党的怀抱。” 后来，国共内战爆发。亲历内战兵燹，让郭汝瑰深陷痛苦。以至于担任要职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他内心却非常踌躇：“对工作不认真干嘛，对不起职务；认真干嘛，对不起良心。”他内心曾想着“跳出参加国共直接屠杀的火坑”。在再次被任命为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走投无路，在光明之路未探得之前，只好暂时鬼混，‘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从’。” 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卧底” “我对共产党十分怀念，我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很想去延安工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当1945年碰到中共地下党员任廉儒时，郭汝瑰难掩内心的激动。此时距离他1930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已过了15年。这是一次重要却偶然的见面。1929年，郭汝瑰在入党时结识了时为共青团员的任廉儒，两人于1930年失去联系。1945年5月，郭汝瑰偶遇黄埔军校同学任逖猷（为任廉儒的堂兄弟）。经任逖猷介绍，他重新见到了任廉儒（当时在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受董必武领导），并表明了自己恢复党籍的愿望。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又按要求提供了一些国民党军事情报，郭汝瑰获得了任廉儒的信任。之后，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两次秘密会见了董必武（《董必武年谱》中没有提到）。董必武通过任廉儒告知他：“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作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我父亲当时不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内幕、很多程序。‘四一二’政变后，很多党员退党。（我父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这么多年了，你的政治表现如何，情况如何，党组织不清楚。我父亲与董必武的两次谈话，是在重庆石灰市的一个教堂里谈的，这个教堂现在没有了。当时任廉儒的老丈人很有钱，重庆民生路那一条街全是他的，因此（任廉儒）能够很好地隐藏下来。”郭相操说。 之后，郭汝瑰与任廉儒单线联系，提供了一百多份重要军事情报。这当中经历了一件险情。一次，任廉儒从郭汝瑰那里拿到了九种机密文件，交给王葆真（时为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转给中共。不料王葆真突遭被捕。但王葆真受尽酷刑，却没有供出郭汝瑰的名字，才避免了严重后果。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关于接收郭汝瑰同志入党的报告》这样表述郭汝瑰提供情报的事情：“为我党送过情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当时的国民党将领杜聿明曾数次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并对他进行提防。蒋介石也曾对郭汝瑰产生了疑心。一次，蒋介石和王叔铭（时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研究空军如何帮助杜聿明突围，却不愿让身为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听见他们商量的事。好在这些怀疑都没有具体证据，郭汝瑰得以在国民党军队中安身。 “我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留下了八本日记，记录了当年在国民党的生活。哪一天开会，哪一天做决定，都有，记到1949年。后来日记（在‘文革’中）交给工宣队后不见了。有一次任廉儒问他：‘新六军（1944年5月合编组成，1946年奉命到东北剿共，1948年10月被歼后撤销）战斗力很强，怎么办？’我父亲提供了重要情报：‘新六军装备精良，但后勤供给只有五天。’”郭相操对记者说。 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主任范美平告诉南都记者，从2005年12月起，馆内展出了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提供的三份情报。近日，记者在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展厅内看到了这三份情报。泛旧的纸张和简短的字句，道出了当年地下情报工作的艰辛。该馆有一个区域专门展览郭汝瑰的事迹。目前，该馆正在装修，将于今年7月1日重新向公众开放。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柏坡纪念馆官方网站上《感悟“无名丰碑”》一文中，对郭汝瑰的一个表述是“红色作战厅厅长”。 1949年，郭汝瑰行动了。这一年，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郭汝瑰于解放军入川之际，率领国民党七十二军在四川宜宾地区通电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自此，他脱离了国民党阵营（有报道说蒋介石在台湾称郭汝瑰为“最大的共谍”，但与郭汝瑰共事多年的《中国军事史》副主编田昭林认为，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切的史料支持）。 在起义前夕的1949年元旦，郭汝瑰在日记中总结：“二十余年来，我太简单了，完全只研究军事学，只作了一个纯粹军人，唯有八年抗战算是于国家民族尽了应尽的力量。此外，则一切气力均白费了！我没有遂我的初衷，没有对‘使政治上轨道’尽得应尽的责任。往事如昨，使我怅然如失。今年重新做人，以求不背初衷才是。” 半个世纪后重新加入共产党 “向日勤诚未减，入党差距益多，转瞬六旬将届，不红不专奈何！”这是郭汝瑰年届六旬仍未入党时在诗歌中发出的感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郭汝瑰入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汝瑰先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后到南京军事学院从教十八年，还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在他1997年去世后，《人民日报》发表讣闻，认为郭汝瑰“保持了一位爱国将领的可贵情操和共产党员的本色。”（1997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第4版） 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时，郭汝瑰向行署主任李大章提出恢复党籍的愿望，被告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同小组的同志都不在世，何从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 单线联系的任廉儒，何以不给郭汝瑰做证明？郭相操这样解释：“一般来讲地下党解放以后都公开身份了，但任廉儒解放以后还潜伏，解放前后他的身份都是经理（长江运输公司副经理）。一直到1953年6月他才公开共产党身份。这期间他还被当作坏分子关押过。任廉儒到1953年7月就去世了（经与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核实，具体去世日期为1953年7月12日，《郭汝瑰回忆录》第287页写的是任廉儒‘而于1957年7月13日赍志以没’）。因此解放后他不能够给我父亲做任何证明，我父亲也不可能说他与共产党有联系，因为反过来可能把任廉儒暴露了，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1970年，郭汝瑰回到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和重庆市北碚区定居。在巴县的时候，他的入党心愿得到吴满堂等同住干部的理解和支持。但当时的县武装部领导说：“他在国民党官至中将，哪个敢给他当入党介绍人？” 成都军区政治部离休干部、军旅作家宁松勋曾多次采访郭汝瑰，并参与《郭汝瑰回忆录》的定稿。宁松勋近日在成都的家中告诉南都记者：“解放后运动不断，‘左’的思潮是导致郭汝瑰长期不能入党的原因之一。” 郭汝瑰听说，因为他在国民党官至中将，只有中央批准，才能入党。他曾写信给董必武，得到回信说：按党章须基层通过才能吸收。基层通过，中央批准，这正是郭汝瑰接下来要经历的入党路径。1977年11月至1978年7月，郭汝瑰两次书面申请入党。1979年4月10日，在巴县武装部支部大会上一致通过，同意接收郭汝瑰为中共党员。之后，巴县武装部党委、重庆警备区党委、四川省军区党委逐级作了审查，分别提出了同意接收郭汝瑰入党的请示报告。经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审查讨论，同意接收郭汝瑰入党，并将本文前面曾提到的《关于接收郭汝瑰同志入党的报告》提交给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之后，郭汝瑰直接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述自己的全部历史，反映多年的入党要求，并最终得到同意吸收入党的批示。档案显示，郭汝瑰于1980年4月被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1981年，郭汝瑰再次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时，距他1945年要求入党过了36年。距离他第一次入党，过了52年。 郭汝瑰等来了这一天，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吴满堂和游绍柏。时过多年，郭汝瑰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在重庆市巴南区委研究室工作的游绍柏对当时的会议已经所记不多了。游绍柏记得当时郭汝瑰的组织生活由巴县武装部支部代管，并对“郭汝瑰的入党之路很漫长，当时入党心愿迫切”这个情况认可。 “我追求入党目的达到了。”回首为选择而奋斗的漫长历程，郭汝瑰在回忆录中流露出难以尽言的感慨，“但是我追求加入共产党，是追求在中国实现无剥削压迫，有民主法治，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科学昌明，民生富裕的社会。” 参考资料： 《郭汝瑰回忆录》（郭汝瑰，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游国立，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国民党军简史》（曹剑浪，解放军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第21、4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亲历者讲述：起义·1949》（王克俊黄翔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