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思想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悟价值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10 未知 丁凌 王成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代表性元素，其产生与传承体现了自身的与时俱进性和实践指导性，其本身可分解为以“和而不同”为前提、“和睦相处”为条件、“和谐发展”为指向的三层意涵。合理运用这些层层递进的内容便形成了“和”思想，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悟价值。其中，“和而不同”所包含的“多生一”的规律解释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睦相处”所包含的“包容、理性与欣赏”的实质为各族同胞提供了行为指南；“和谐发展”所包含的“协调与共进”的目标则为政策措施的完善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指明了努力方向。 关 键 词：“和”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和谐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传统‘和合’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内涵的学理逻辑及其培育机制研究”(18AZZ009) 作者简介：丁凌(1991-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成(1969-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城镇治理与规划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山东青岛266237)。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要求与部署，也是学界一直研究与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特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理念更是被广泛关注和热议，并涌现出一系列富有见地的学术成果。 综观学界对此理念的剖析，主要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阐释、意义与作用定位、维度与途径探析以及工作实例的总结与思考等四个方面。范君、张前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应然的“石榴籽”效应，并详细阐释了其内涵；①沈桂萍将该理论的意义与作用总结为“民族工作的核心理念”；②宋全提出要从思想、政治、社会、物质、法治五个方面探究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③刘在华与张志远则分别结合自己所经历的工作实际书写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例。④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学者们对于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维度与途径)的关注度较高，文化方略、法制路径、活动载体等角度都有涉及，但是立足于文化角度的阐述频度更高。在现有提及通过文化路径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中，学者们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内在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与弘扬两方面展开论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大一统”“和合”“中庸”“仁爱”等文化基因的价值受到颇多关注，只是学者们往往倾向于阐明中国人对这些理念的自觉认同，而对这些文化元素的深刻内涵、重要启示的挖掘还有待深入。 比较而言，“和合”理念作为“和”思想的一个意向，将其化于后者的当代表达体系中，从而挖掘出“和”思想所蕴含的精神层次、逻辑内涵及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悟价值是一个尚待深入探索的问题。一方面，现有成果中的有些观点实质上已经聚焦于“和”思想却未明确分析所述内容与该思想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对于这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在“析”的基础上考虑如何“用”意义非凡。这是因为古往今来人们因种族、宗教的歧义，思想、语言的差异，乃至由此带来的家庭、社会、国家等的冲突不胜枚举，而“和”思想所透出的宽容、统一、和睦、和谐等精神不仅可以对认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启悟价值，更可以从行为理念与方法层面给予重要启示。 一、“和”思想基本意涵阐释 “和”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代表性元素，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和”字，在其后的《论语》《墨子》《老子》《国语》《礼记》等诸多典籍中亦出现了“和”的身影，并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一定的含义与思想，呈现出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的特点。从最初与音乐相关的“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2]到后来与政治相关的“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3]374；与经济相关的“和气生财”“和气致祥”；与社会治理相关的“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3]372；与自然生态相关的“万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与成，必得和之精”[4]；再到延伸出与人的道德修养相关的“德莫大于和”[5]；与人际关系相关的“与人和者，谓之人乐”[6]；与国际关系相关的“协和万邦”等。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和’不仅是我国古代先贤的思想理念，也是我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核心，还是我国重要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7]。时至今日，“和”思想已经绵延发展了数千年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海报中频频亮相，从而不断焕发出时代价值。究其主要意涵，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1.“和而不同”的认识观 何谓“和而不同”？该词出自《论语·子路》，强调的是一种评判尺度，即反对没有原则的赞同，且能在一定的条件与范围内表达自己的立场与观点。这是对君子这类人的限定标准之一。如不将该词置于特定条件之下，从其内涵来探源，则可追溯至史伯的“去同尚和”之思和晏婴的“和同之辩”，其实质是“多生一”。这里的“多”是指两者及其以上的不同事物而非相同事物；这里的“生”亦非简单的“叠加”，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化合”反应，强调的是多种不同事物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这里的“一”，并非是前者多种事物中的一种“同化”另一种的产物，而是多种事物同时质变产生的一种新事物，且该新事物的“新”具有立体性、全面性、与时俱进性的特点，此为“和而不同”理念的精华所在。它启示着人们，“多”种不同事物的客观存在才使得“化合”反应成为可能，“一”种新事物的产生得益于这些事物相互作用、融合前进的同向性，是“和”思想价值得以体现的必备基础。 2.“和睦相处”的处事观 何谓“和睦相处”？该词较早出现于《阳明先生道学钞》中的《禁约释罪自新军民告示》，所讲的内容是对于曾经作奸犯科但当下诚心改过之人，左邻右舍要给予他们改错机会，不纠结于过去且能与之融洽相处，以此形成对他们的激励与监督。可见，该词是在这则文献所记录的一件事(即特殊语境)中出现，透出一种“包容”“理性”的处事态度。如果抛开该词以整体形式出现的情况，仅就其内涵来看，则“和睦”最早见于《文子》《左传》等先秦典章中，是对“人民和睦”“上下和睦”等治国目标的描述，是一种“相互依赖”“彼此促进”的共同生活状态。“相处”作为一个独立词语，则可见于晋代的《涉史随笔》及后续朝代的多种文献中，其意涵为相互接触、交往。由此看来，“和睦相处”这个词不管是作为整体还是拆成两个词分别来理解，其内涵与今天区别并不大，其实质就是一种良好的处事观。它启示着人们，在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中，以“包容”为前提，以“理性”为保障，以“欣赏”互助为催化剂，则可达致“和睦相处”的状态，是“和”思想价值得以体现的重要条件。 3.“和谐发展”的共生观 何谓“和谐发展”？在古代典籍中出现组成该词的四个字连接在一起使用的情况极少，但是这个现代词的核心词——“和谐”，却在中国古语中较早出现。在《吕氏春秋·古乐》中，汉代高诱将“伶伦凤律”这一典故所述的声音最终达致的效果，注释为“和谐”，即优美的意思。此后，在《汉书》《史记》等诸多典籍的正文中亦出现该词，用以表述协调、平衡等意涵。事实上，“和谐”不作为独立词出现而只是表达今人所熟知的意思早在先秦之前就出现了。《尚书·虞典》中“和”与“谐”近义，表示音乐调和，令人在欣赏的过程中极具美感和意境的享受。《周礼》中亦有多处出现这两个字，并表达了社会、政治等秩序井然的概貌，且成为各种治国举措是否达成最终目标的衡量尺度。今天，将“和谐”与“发展”放在一起，组成“和谐发展”这个词，则表达了多种事物在孕育、成长的变化过程中，始终保持一定的秩序，从而呈现互相协调、平衡发展的共生共荣状态。它启示着人们，在各类事物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其相互作用，以达到整体效果最优化，是“和”思想价值得以体现的方法引领。 综上可知，“和”思想是多元事物以和睦相处为行为要求，在实现某一具有向心内聚力的目标的过程中和谐发展，从而形成统一新事物的理念。在“和”思想中，“和而不同”是致“和”之前提，和睦相处是致“和”之条件，和谐发展是致“和”之方法。这三层意涵由内而外扩展、渐次递进，不仅蕴含了多元事物各具特色、相辅相成的特性，而且蕴含了统一事物的与时俱进、质变创新、生生不息等特质，反映了事物间平等发展、循环式上升的规律，具有动态性、开放包容性和凝聚性等特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认知、行为理念和方法完善三个维度的启悟价值。 二、和而不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认知层面的启悟价值 通过对“和”思想各层次意涵的解析可知，“和而不同”概括了“和”思想形成的前提，表明了就某一事物达成心理认同的规律性意涵，对于解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并由此回答为什么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启悟价值，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认识到“多”为前提的历史依据及规律 一方面，迄今为止考古界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与先秦时期可信典籍的记载相吻合，充分印证了不论是源自燕山南北、孕育了后来西戎北狄少数民族的北方文化区域，还是源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孕育了苗蛮少数民族的文化区域，抑或以泰山为中心、孕育了后来东夷少数民族的东部文化区域等皆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说明了中华民族多元起源的事实。另一方面，自夏朝建立我国第一个具有民族特征的共同体到之后各朝代更替，其内在机理及各自特点充分说明，中国的地理形态主导了其适应于不同自然条件的经济生活区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与政治表现的规律。不论是政治上具有“因俗而治”特点的羁縻府州、土司制度、南北面官等多种制度的相继出现，还是经济上中原的农耕、四方的渔猎与畜牧等多种生产方式及不同物产的出现，抑或文化上多种语言、习俗、音乐、建筑、美术、服饰、工艺技术等的出现皆非历史发展的偶然现象，而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结果。这些在《尚书·禹贡》中的九州之地所出现的异彩纷呈的事物，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基本要素，还是从未间断的中华文明遗产，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承继的财富。 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认识到“生”为互动条件的作用原理 一方面，源于人们对生活富庶、文化繁荣、社会安定的共同追求，以此形成的各民族交往、交流的需求成为民族融合、一体趋向的聚合力所在。另一方面，源于历史上曾出现的通婚、战争、内迁、戍边等各种历时态作用方式。正是因为以秦为代表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8]的政治蓝图才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修建驰道的举措及历朝历代对各方面管理的改进完善，无不在扫清阻碍相互作用的屏障。这使得汉族的移民戍边、少数民族的内迁杂居、各民族共同开发祖国的大好河山成为可能；使得经济上各民族互通有无，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成为实情；使得文化上各民族互相了解，给养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必然。与此同时，它还促进了各民族地方的崛起壮大。即便历史上的政权分立、割据混战现象时有发生，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从未隔断。可见，从各族人民内在的共同追求到以此形成的多样化外部作用形式，无不在阐释着共生作用的自然发生。它说明了历史为我们留下的足够多量且多样的财富，不会待在原地简单叠加只待量的递增，而一定会在动态发展的相互作用下产生质的飞跃，这便是曾经存在于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等民族交融分化形成今天多民族大家庭的原因，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所在。 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认识到“一”为质变趋势的形态呈现 一方面，从“华夷之辨、界限分明”到“华夷无隔、天下一家”，人们对民族关系认知的变化，反映了各民族诞育分化、血脉相通、一体化趋向不断加深的心理支撑。另一方面，人们谋求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与满足快速发展需求的条件催生了“大一统”思想。历史上，不论是已经实现了统一的政权在书写各自王朝历史时认同自己为华夏子孙、当为正统的普遍现象，还是处于分立状态的各政权纷纷担负起统一责任而不偏安一隅的频繁征战，皆为这一思想的外在表征，而都护府的设置、改土归流的实现、南北面官的废止等一系列制度上的变化则反映了这一思想的强大影响力所在。正是因为有了心理与思想上的共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遭遇域外文明的强烈冲击后，才有了各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伟大历程，纷纷通过赞助、宣传、参加等方式积极响应革命的事实；才有了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先进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⑤才有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特殊时期各族同胞以实际行动支持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壮丽篇章；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国家建设，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与力量的信念。毫无疑问，“一”的形态呈现不仅有中华民族这一质变实体，更有心理、思想和由此推及的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⑥的深刻认同。这是多元共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结果，更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应认知的逻辑起点。 概而言之，“和而不同”思想的运用解释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多向性与多民族大家庭形成趋势的单向性的辩证统一；解释了民族交往的历时态普遍性与共时态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解释了民族交流的形式多样性与化零为整的规律性的辩证统一，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认知的史实、向心力的作用原理、质变结果的遵循规律及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性、动态性提供了深刻诠释，为内在认知向外在行为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三、和睦相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行为理念层面的启悟价值 通过对“和”思想各层次意涵的解析可知，“和睦相处”概括了“和”思想价值存在的条件，表明了相互接触的事物所需的“包容”“理性”“欣赏”的姿态，将其进行合理运用，对于回答各族同胞如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于日常行为中具有以下启悟价值。 1.相互“包容”，将尊重、理解的态度运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理念中 当前，仍有许多人还不能完全做到“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9]，究其原因乃是各民族相互之间的了解还不够充分。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习近平总结到，“我国五十六个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10]147。绚丽多姿的艺术表演、丰富多彩的饮食服饰、异彩纷呈的文学作品等，皆为历史发展过程中造成的适应于地理、交通、生产技术等复杂现实条件的自然呈现，此之谓“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11]，“多民族、多文化恰恰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10]147。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在***出土的、创作于唐代高昌的多种形态的《伏羲女娲图》，虽然赋予伏羲、女娲与我国古代不同民族相契合的外貌特征，但是，其中所表达的对于“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认同，对于天地宇宙、万物变迁的祈愿等实质性内涵却是一致和相通的。事实上，该文化遗迹仅为民族融合与发展的一个典例，自古至今这样生动鲜活的史实不胜枚举。恰如“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俗语所讲，不同的外在形态却拥有血脉的汇流相连和文化的碰撞融合。这说明，各族同胞在相互了解的过程中，不应夸大历史过往中自然形成的“点”，而看不到其本质的“面”。而这些也正是“和睦相处”的前提条件——“包容”，即尊重事实、理解本质所带给我们的行为理念的启悟价值所在。 2.“理性”思考，对于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干扰、破坏性因素，要认清事实、辨别真伪 对于敌对势力妄图利用中国多民族的环境，通过与宗教相结合的方式歪曲历史、制造事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我们要有理性的认识，对于这些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首先，应把握住“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10]148的主线。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不论哪个时代，没有团结稳定的大环境，人民就无法安居乐业，因此，要“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0]148，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认清现实情况。其次，要把握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习近平所讲“不能把某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局部出事同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整体捆绑在一起，不能把某一少数民族中极少数人闹事同这个民族全体捆绑在一起，不能把发生在少数民族人员身上的事同实践已经证明并长期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捆绑在一起”[10]152-153。对于敌对破坏势力的煽动蛊惑，一方面，要还原历史、辨别真伪，不给挑衅者以可乘之机。例如，国务院于2019年7月印发的《***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就揭开了敌对势力篡改历史的真相。另一方面，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坚持贯彻我国的民族政策，因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支撑，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的，且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是真正适合于中国的历史与发展的。而这些也正是“和睦相处”的重要保障——“理性”，即正确的指引、真实的历史、合理的现实分析所带给我们的行为理念的启悟价值所在。 3.“欣赏”互助，用互相学习、开拓进取的信念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各民族组成的实体，它以各族同胞相互了解、帮助、融合为牢固之基，不单指抑或等同于某一个民族。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同胞都有义务与责任去践行，“大汉族主义要不得，狭隘民族主义也要不得……大汉族主义错误发展下去容易产生民族歧视，狭隘民族主义错误发展下去容易滋生离心倾向，最终都会造成民族隔阂和对立，严重的还会被敌对势力利用”[10]155，而各族同胞相互之间的欣赏与帮助则可以有效规避这些问题。马克思曾讲“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那末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12]，也就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13]。既然中华民族的先祖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疆域、丰富的物产和载于其上的各具特色的文化，各族同胞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在平等、团结的交往交流中把握相互切磋、学习的机会，在经济的相互依存、文化的兼收并蓄中感受“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10]152的真实写照；在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凝聚集体智慧、发挥活力和创造力去建设美好生活的路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综上所述，“包容”作为“和睦相处”的前提条件，以其所蕴含的理解、尊重的意涵，启示着各族同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上应该如何增进相互了解；“理性”作为“和睦相处”的重要保障，以其所蕴含的认清现实、辨别真伪的意涵，启示着各族同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上应该如何排除干扰、破坏性因素的影响；“欣赏”作为“和睦相处”的催化要素，以其所蕴含的学习互助、开拓进取的意涵，启示着各族同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上应该如何开创中华民族的未来，进而为具体方法的顺利落实奠定基础。 四、和谐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方法层面的启悟价值 通过对“和”思想各层次意涵的解析可知，“和谐发展”概括了“和”思想价值所体现的最终目标，表明了多种事物在相同时空环境中保持平稳前进的良好局面，对于回答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如何完善制度保障具有以下启悟价值。 1.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创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惠模式，巩固和谐发展的“地基”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经济发展，各行各业的建设离不开经济支撑。因此，如何“把古代各民族经济上的相生互补关系变为现代化条件下的市场相互供需与互补关系”[14]成为未来民族地区经济领域发展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由此，可着重考虑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 第一，要根据当地自然资源的特点、社会发展的现实，制定并实施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措施。例如，西南地区素有“动植物王国”之称的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省，可以充分发挥其动植物资源和少数民族众多的优势，打造具有特色的花卉业、旅游业及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西北地区素有“塞外江南”之称的宁夏及其周边省份可以探索如何创新其畜牧业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简言之，要针对各地区的自身特色和优势资源，充分挖掘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政策与实际相结合、经济与文化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第二，要积极探索帮扶支援与自我建设相结合的平衡点。过去，民族地区由于地理、历史等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对口支援、帮扶为主要方式，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良好效果，但长久来看，如何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使当地民众积极、热情地投入到建设家乡的热潮中也十分重要，这就需要理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帮扶支援扮演着类似于一项科研项目展开之前，相关的启动资金、基础设备和开展过程中的专家指导等角色，而自我建设则扮演着类似于一项科研项目开展过程中，能够利用上述条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其完成好的项目参与者的角色。换言之，这两者可以理解为牵引力和自身动力的关系，而找寻两者的平衡点就是要使两个力量形成最大合力，不断推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三，要重视人才的引领作用，想办法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民族地区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不仅要靠当地政府的合理措施和当地民众的智慧、热情，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特别是科技性的问题时，还要发挥专门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加之，各地发展的优势与特色不同，所需人才的专业、层次不同，因此，人才的引进向高、精、专方向转变，将会更好更快地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 2.深化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方力量，激发和谐发展的“活力” 习近平指出，“民族地区抓团结、抓发展，都离不开教育这个基础性工作”[10]156，深化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将有利于“造就更多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有用人才”[10]156。因此，不同的地区可以结合各自情况，促使三个方面平衡发展。 第一，全面提升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在此基础上考虑增设专题课程。一方面，可以增设国家和区域历史、文化变迁等内容的专题课程，规避影响和谐发展的干扰性因素的滋生；另一方面，可以增设形势与政策的专题课程，使各族同胞更加了解国家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努力学习，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第二，更好地推行双语教育，促进各族同胞相互之间的顺畅交流。这既符合语言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族同胞频繁交往交流的表达需求，又能增进相互之间的情感相融、文化相依，更好地互学互助。 第三，更加关注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依靠科技来攻坚克难。一方面，在边疆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项目的开发与建设极易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运用科技攻关，则收效良好。例如，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就离不开科技对于高寒冻土这一限制性因素的突破。另一方面，边疆地区建设过程中对当地集聚的自然资源的开发、运用与保护，也需要科技的引领。 一言以蔽之，“和谐发展”思想的实质所体现的是一种共荣共生的方向引领，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一定的方法来整合，“端着架子空喊口号是不行的”[10]153。故而启示我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地基”，将其打牢打厚，为实现发展过程中各行各业的全方位提升做好铺垫；要以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为“活力”，不断提升各族同胞的学养、素养和能力，使源源不断涌现的人才各展其才、各尽其能。更重要的是，经济与教育并重，使两者相互促进，才能实现整体最优。而这也是“和”思想所表达的终极目标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具体实例中的启悟价值所在。 回溯中国学界探讨我国民族理念的相关研究，不乏出现受西方主导的现象，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元素时，亦能发现其启悟价值所在。当我们回望历史，一点一点地去剖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所扎根的土壤及发展脉络时，就会发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并非无源之水，它需要一种具有承继性的认知、一种由内而外的行为、一种促成各类措施完善并举的指向。而这些，正是撇开西方的理论分析工具，运用兼具与时俱进性与实践指导性的“和”思想所提供的逻辑自洽的透视渠道得来的。 通过本文的分析论证可知，“和”思想所蕴含的“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和谐发展”三层理念分别表明了该思想体系的形成前提、所需条件和目标追求，对于解释为什么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怎样的完善保障措施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分别提供了认知、行为理念与方法层面的视角。其启悟价值能够使今天共同承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责任的各族儿女“尊重历史——知来处”“珍惜当下——懂做法”“共创未来——明去处”。 ①范君、张前：《“石榴籽”效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然视角》，《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73-79页。 ②参见沈桂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工作的核心理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103-107页。 ③参见宋全：《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民族》2018年第1期，第25-27页。 ④参见刘在华：《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为例》，《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36-38页；张志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边疆实践与探索——召存信民族团结事迹及启示》，《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60-63页。 ⑤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各民族先进分子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不仅体现在中共一大上仅有的13名代表中就有一名为少数民族(邓恩铭，水族)，还体现在向警予、马骏、荣耀先等一系列少数民族杰出代表所付出的努力中。 ⑥参见《确保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人民日报》2015年8月26日，第4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2]《尔雅》，郭璞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页. [3]《尚书》，姜建设注说，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文子译注》，李德山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页. [5]《春秋繁露》，曾振宇注说，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页. [6]《庄子》，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7页. [7]王殿明、路紫、刘景岭：《我国“和”文化思想内涵与研究体系评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42页. [8]《诗经》，梁锡锋注说，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6页. [9]《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第1版. [1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11]《礼记》，崔高维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195页. [13]《论语》，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63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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