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8:11:39 未知 杨林 张继焦 参加讨论
［摘要］新中国70年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深入推进，历经了三个阶段，取得了光辉成就。它的翻译原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忠实于原著的意思和风格，适应少数民族读者的语言习惯，同时追求语言文字的简明优雅。翻译出版方式主要是中央政府统筹安排、地方政府主动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新中国70年以来，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等机构推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出版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营造政治理论学习氛围，有利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语言文字；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出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研究项目“历史经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VMZ001）；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历史渊薮与时代价值”（项目编号：2018GZYB32） ［作者简介］杨林，男，讲师，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研究；张继焦，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社会学、民族学研究。 新中国70年以来，我们党全力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1］。同时，新中国70年以来，为推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民族地区落地生根，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等机构翻译出版了历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党政军民学各界人士可以直接、广泛、深入地学习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有利于营造政治理论学习氛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于新中国70年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的情况及有关问题，目前学界尚无系统研究，本文拟对此作深入考察。 一、新中国70年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 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概况早在延安时期，一些民族地区已开始出现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版，它们主要是由受党组织委托的少数民族专家翻译的［2］。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人完成了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身份转换，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教育新中国的各族人民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使命之一。同时，人民政权的建立，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政治基础，翻译出版工作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新阶段。新中国70年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稳步推进，取得显著成绩。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我们将其翻译出版工作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时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开始由专门的翻译出版部门承担。1951 年、1952年和1954年，主持《毛泽东选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和朝鲜文版翻译工作的委员会先后在新疆、内蒙古和延边地区成立。1956年，国家民委直属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的前身）在北京成立，统筹负责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工作。在出版机构上，1953年，民族出版社在北京成立，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国家出版机构。同时，各少数民族地区也相继成立地方民族出版社，负责出版部分少数民族文版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3］42-44。 这一时期，以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以毛泽东著作最多。根据内容，毛泽东著作少数民族文版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以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种民族文字陆续翻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二是以多种民族文字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如《矛盾论》《实践论》《为人民服务》《论十大关系》等；三是以多种民族文字翻译出版的毛泽东书信、诗词和语录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少数民族中总共有 19 个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主要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 5 种［4］。因此在这一时期，对毛泽东的代表性著作《毛泽东选集》以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 5 种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而对毛泽东的其他著作则以蒙古文、托忒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维吾尔文新文字、朝鲜文、哈萨克文、哈萨克文新文字、彝文、锡伯文、柯尔克孜文、傈僳文、德宏傣文和西双版纳傣文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也先后以各种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与毛泽东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内容不同，这一时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版主要是报告和单行本，如1950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就以维吾尔文翻译出版，又如1954年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以维吾尔文翻译出版。需要指出，在“文革”期间，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和许多其他工作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5］。 （二）第二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重新步入正轨。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历经数次更名，最终在2003年正式定名为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作为中央政府部门，在这一时期担负着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工作。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工作则继续由民族出版社和地方民族出版社共同承担。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地方民族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持续推进。 首先，继续以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同时开始以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人的选集类、文选类著作。其次，陆续翻译出版新时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版。在邓小平著作方面，1983年和1990年，民族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和《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的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种少数民族文版。1994—1995年，又出版了5种少数民族文版的《邓小平文选》1—3卷。此外，云南、广西、四川等地方民族出版社也出版了彝文、壮文、佤文、傣文、新傈僳文等文版的邓小平文集、专题摘编等［6］。在江泽民著作方面，从1989开始，民族出版社和地方民族出版社相继翻译出版了江泽民的一些重要著作，所涉及的少数民族文字达20多种。2008年底，《江泽民文选》1—3卷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等少数民族文版完成全部翻译工作，随后在全国出版发行。其中，《江泽民文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种少数民族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江泽民文选》彝文、壮文版分别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和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7］。在胡锦涛著作方面，2002年以后，胡锦涛的一些重要著作也相继以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种民族文字版翻译出版［8］。 （三）第三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出版的要求更加明确，其重视程度达到了新高度。这一阶段，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地方民族出版社继续承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翻译出版工作取得显著成绩。首先，历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继续以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16年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正式启动《胡锦涛文选》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工作，2019年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在广西南宁召开《胡锦涛文选》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工作交流会［9］。其次，习近平著作开始以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2015年，习近平的代表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完成后，由民族出版社以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种少数民族文版出版［10］。2019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的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种少数民族文版，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完成全部翻译工作，交由民族出版社出版［11］。 总的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历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均以少数民族文版出版，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翻译出版也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一是语言文字以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种少数民族文字为主，其他少数民族文版的相关著作翻译出版不多；二是一开始没有统一的翻译机构，后来翻译工作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主要承担；三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代表性著作主要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地方民族出版社主要负责出版其他一些著作。 二、新中国70年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原则 从《毛泽东选集》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新中国70年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版体现出译者高超的翻译水平。在这70年的翻译工作中，以下三个翻译原则保证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质量。 （一）忠实于原著的意思和风格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首先要做到忠实，即语义、逻辑等方面都要忠实于原著，在涉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基本政策等方面，更是要准确再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包含许多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本质上反映着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不同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有自己不同的个人话语特色，翻译中多采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式再现原文语言风格。早在1953年，翻译专家们就强调，《毛泽东选集》的少数民族文版应在不违背本民族文字的结构上按字句直译，“保持原文原句的风格”［12］385。直至当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版，非常注重原汁原味地再现原著的意思和风格。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原文引用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等古诗词、典故和四字词，朝鲜文版选择了直译的方法，“因为原文和译文不仅在形式上完全对等，在语义上也完全相等、无文化理解障碍”［13］。该书原文的“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底”，藏文版也采取了直译手法。译者解释道，在藏译实践中“建设”这个词与思想、作风、法制、组织、工程、队伍等组词时，它的译法会发生变化，“这样容易混乱，而且无法固定其搭配，不利于统一、规范”，“所以，在第二卷藏译审定时，采用了直译的手法”［14］10。 （二）适应少数民族读者的语言习惯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版是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语言与文本转换，务必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使译文符合少数民族读者的阅读预期。因此，在不曲解原著意思，且两种语言文字的文化在表达上存在较大差异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版一般是借用少数民族语言固有的表达，灵活运用减译、分译、合译及增译等多种翻译方法，用适应读者语言习惯的方式进行翻译。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翻译专家们就指出，《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如有些直句以本民族文字直译不通时，可在不影响原意的原则下，按本民族文字的习惯调动”［12］386。到20世纪60年代初，翻译专家们对这种“调动”达成共识［15］248。当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更加强调在不错、不漏的基础上，根据读者的语言习惯进行翻译。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对原文的“坚持党校姓党，首先要坚持姓‘马’姓‘共’”，考虑到直译会给藏语读者造成理解困难，藏文版中的“姓党”“姓马”“姓共”均采取了意译的手法［14］10。根据《青海日报》的报道，该书藏文版的“翻译工作充分体现了习总书记著作的思想内涵，力求保持习总书记的行文风格，又照顾到少数民族的语言习惯”［16］。 （三）追求语言文字的简明优雅 在忠实于原著的意思和风格及适应少数民族读者的语言习惯这两大原则之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同样注重译文时选用词语的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简明优雅。曾参与《毛泽东选集》哈萨克文版翻译工作的哈萨克族著名翻译家阿不都别克就强调，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版，在保证译文准确的基础上，力求简洁、晓畅和有文采都是译者应当注意的［17］。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广征博引古今优秀文化元素，而对于该书引用的诗词典故，少数民族文版的译者就很注重追求译文的文采出众。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引用了唐代韩愈《送郑尚书序》之“舶交海中，不知其数”一语，蒙文版译者最初的翻译未能够简明优雅，后经译者修订后，无论是对仗还是押韵，都达到了诗歌的标准［18］。 三、新中国70年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方式 新中国70年以来，我国不断探索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方式。在国家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中，确立了以下主要翻译出版方式。 （一）中央政府统筹安排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关系党中央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效果，因此中央政府有必要在制度层面上强化顶层设计。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和《毛泽东选集》工作委员会便已在北京成立，负责《毛泽东选集》汉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提供专业技术方面的指导。与此同时，对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文版《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工作，中央民委“加强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翻译审订力量”，中央宣传部则负责召集各相关部门共同开展宣传工作［19］。此后，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出版工作的宏观规划，强化翻译出版的策划工作，增强对翻译出版语种、地域和规模等方面的宏观指导。当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确立了中央政府统筹安排的制度，即由中央宣传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牵头，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的翻译人员及外请专家翻译在民族出版社出版［20］。如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上，近年中央宣传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多次举行翻译出版工作动员会［21］，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精心培养、挑选一批经验丰富的副研究员（副教授）及以上人员，组建翻译队伍，负责翻译、审订、编审工作［14］6，民族出版社也挑选了一批“经验丰富、造诣高深”的专家开展出版工作［22］。 （二）地方政府主动配合 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来说，中央政府的统筹安排至关重要，地方政府的主动配合同样不可或缺。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疆、内蒙古、延边等地相继成立了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委员会，负责毛泽东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各地都很重视该项工作，如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新疆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包尔汉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朱德海等人就曾分别主持了毛泽东著作蒙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23］。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还选调翻译出版人才，“集中北京，由中央民委党组负责组织翻译和审订工作”［15］246。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还主动发挥积极性，组织专家以少数民族文字翻译了一部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交由地方民族出版社出版。当前，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上，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积极贯彻执行中央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措施，同时积极组织在当地翻译出版一部分著作。值得指出的是，地方政府的主动配合还体现在宣传工作上。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每种少数民族文版《毛泽东选集》出版后，该民族地区政府都会邀请一批文化界人士在本地区报刊上发表庆祝文章，并开展群众运动进行宣传［3］44-45。2015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藏文版出版后，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推介会向各界大力宣传［22］。 （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上，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首先，在翻译界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专家额尔敦陶克陶、清格尔泰、那赛因朝克图和金万善等人都曾主动承担过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和审稿工作。此后直至当前，有越来越多高水平的翻译出版专家进入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工作，他们开展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大量、长期的翻译出版工作［20］。其次，在出版发行界方面。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每种少数民族文版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出版后，当地的新华书店或“马车流动售书站”都会将书销售给读者［2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发行渠道也发生了显著的变迁。当前，每种少数民族文版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出版后，民族地区的新华书店都会将该书发往本地区的各个网点，确保各个网点充足供应。 四、新中国70年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出版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70年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稳步推进，取得显著成绩。其实，这些书籍的翻译和出版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下所从事的翻译出版实践，具有明显的制度化特征和独特的政治功效。总而言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其实是一种受制于“国家意志”并为民族团结、统一和国家长治久安所服务的“书籍政治”［25］。正是因此，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营造政治理论学习氛围 新中国70年以来，历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版经翻译完成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出版，深度契合了各族群众的理论需求。同时，历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也有利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营造政治理论学习的氛围。早在196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赛福鼎在《新疆日报》发表文章《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维吾尔文版出版》一文，就强调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版有利于营造政治理论学习氛围，以提高读者的思想政治水平［26］。一直到今天，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版仍在营造政治理论学习氛围，在促进读者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在2018年，新疆布尔津县各党支部组织各支部党员，开展1名党员帮带1名群众的“1+1”陪读活动，每月开展一次读书会，培养各族群众形成阅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的新风尚。根据《新疆日报》的报道，通过这个模式，“帮助群众建立了‘乐学’精神，提升了群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27］。 （二）有利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政治理论书籍归根到底是要用来指导实践，而历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根本上来说就是要用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又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构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新的战略安排。其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1］。因此，各族群众在阅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版后，务必要将之应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这既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内在诉求，也是对各族群众的基本要求。在1983年，任职于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的蒙古族学者包虎在阅读了《邓小平文选》蒙文版后，深有感触，指出“我们应当在实践中，努力学习他（指邓小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改造世界观，促进‘四化’建设”［28］。2018年，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掀起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藏文版的热潮。一位乡村基层干部也指出：“通过深入学习，现在全乡干部群众干劲都很大，精气神都很足。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农业发展优势，进一步促进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解放劳动力，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全乡群众稳步实现脱贫致富，建设美丽乡村。”［29］由此看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少数民族文版，在促使各族群众投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0］。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把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新中国70年以来翻译出版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承载着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阐释。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可以促进读者增强“五个认同”，从而铸牢他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据《人民日报》报道，1952 年《毛泽东选集》哈萨克文单行本翻译出版后，天山草原的哈萨克牧民们说：“读了《毛泽东选集》以后，心里就亮了，懂得了我们为什么会得到这种幸福的生活。”［31］这反映了读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2015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藏文版翻译出版后，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巡视员晋美多吉在该书的推介会上强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藏文版的翻译出版，可以“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自觉维护民族团结”［22］。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N］.人民日报,2019-09-28（2）. ［2］阿拉坦巴根.毛泽东著作部分早期蒙古文译本探析［J］.民族翻译,2011（2）:10-14. ［3］杨林.《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1950—1965）［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5）. ［4］史筠.民族区域自治法概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93. ［5］伊明·阿布拉.马列著作及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维吾尔文翻译概述［J］.新疆社会经济,1996（6）:82-83. ［6］庄前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和传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95. ［7］谭浩.《江泽民文选》民族文版出版发行［N］.光明日报,2008-12-22（1）. ［8］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五种少数民族文版出版发行［N］.人民日报,2005-06-11（1）. ［9］农忠恳.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召开《胡锦涛文选》翻译工作经验交流会［J］.民族翻译,2019（4）:2.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少数民族文字版出版发行［N］.人民日报,2015-07-10（4）.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少数民族文字版出版发行［N］.人民日报,2019-05-31（1）. ［12］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3年）［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 ［13］郑成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汉朝翻译策略［J］.民族翻译,2019（4）:19. ［14］达哇才让.略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藏译工作［J］.民族翻译,2019（4）. ［15］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61年）［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藏文版在青海省政府藏文网发布［N］.青海日报,2016-01-14（1）. ［17］阿不都别克,师忠孝.漫谈经典著作的翻译［J］.语言与翻 译,1985（2）:33-39. ［18］哈森.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诗词典故及注释翻译的几点思考［J］.民族翻译,2019（4）:25. ［19］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61年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646-647.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少数民族文字版出版座谈会举行［J］.中国民族,2019（8）:25. ［21］袁博.中宣部、国家民委启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民族文字版翻译出版工作［J］.民族翻译,2018（2）:2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藏文版在我区推介［N］.西藏日报,2015-08-31（1）. ［23］熊坤静.《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始末［J］.党史文苑,2013（19）:41-42. ［24］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内蒙古新闻集［M］.呼和浩特:新华社内蒙古分社,1954:314. ［25］SPIVAK.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79. ［26］赛福鼎.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维吾尔文版出版［N］.新疆日报,1962-09-01（1）. ［27］布尔津县陪读“1+1”打造群众阅读新风尚［N］.新疆日报,2018-05-21（7）. ［28］包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光辉典范——学习《邓小平文选》体会［J］.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社会科学汉文版）,1983（2）:4. ［29］山南市掀起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热潮 [EB/OL](2018-06-28)[2019-11-20]. http://www.xzxw.com/xw/xzyw/201806/t20180628_2270351.html. ［3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1）. ［31］毛主席的著作在天山草原［N］.人民日报,1952-07-0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