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闪]中国礼俗传统的田野考察与文化阐释(4)
http://www.newdu.com 2024/09/19 07:09:39 中国民俗学网 张士闪 参加讨论
四 在笔者看来，一个当代学者最应具备的乃是一种“多疑”品格：不盲从历代正史里的白纸黑字，而应转向基层乡村去寻找家谱、村志、地契、文书等民间文献；不盲从民间文献的记录，而应视作一种经过选择的表达，于是长住乡村，观察民众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节庆仪式、人情往来甚至纠纷；不轻信自己的亲眼所见或亲耳听闻，而是把诸多见闻分门别类做成资料系统，从个人生活史、地方社会格局和国家时政等多维框架中反复斟酌。说到底，学者之间也应“互不相信”，而应不断地相互质疑，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到了黄河心不死”的劲头。的确，人类社会古往今来处处有奥秘，正宜以“多疑”眼光视之。 然而，田野工作不仅要“多疑”，更要“无疑”。行走田野之上，会经常发现与传统定论相左的现象，或许就潜藏着一份生活之真或历史之实。对此应当“无疑”，勇于接纳。当然，更多时候是“田野发现”与“书上得来”的相互印证，此时要做的工作就绝不是“执其两端用其中”那么简单。田野考察，不仅为诸多学科提供民众口述资料，还应该为整个社会提供来自民众生活的真确记录与价值呈现，从大众生活的角度检视国家既有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制度之不足。 在田野中遭逢的一切，既是现实，也是历史，足可展开绵密而深邃的思考。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说“一滴水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罗志田则说“历史的共性完全可以展现在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之中”，都说的是田野个案研究之所长。不过，现实的多重面相与人性纠结需要辨析，历史的杂乱堆积与回环嵌套也需要厘清，因而抱持一种谦卑心态是必要的，因为“历史留给后人的本来就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图像，本来就都是些‘碎片’，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其意义，把它们连缀起来”。在田野中搜集“碎片”的工作固然辛苦，而在纷然“碎片”中发现和建立关联则更尤费斟酌，这需要有足够的想象力。2017年，笔者曾试图这样概括笔者的田野考察思路：
这样的表达并不完整，而是有感而发，意在提醒诸位田野同道应兼顾多维思考。就上述三种互动关系而论，任何一维的些许变化又都会影响其他，并在复杂联动中将这一微变放大或削弱，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和演化。比如，人际关系固然是在人地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既同为社会性的存在，人地关系又可视为人际关系的延伸，并连同在长期礼俗互动中凝结而成的社会结构，一起汇作我们当下正在观察的社会关系整体。 笔者相信，就学术方法而言，唯有置身于田野之中，才能真正理解一种地方传统的约定俗成，并在更长时段、更广阔区域被传承，乃至与国家政治形成因应互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田野中亲密接触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体会“芸芸众生”内部的千差万别，内心就有了五味杂陈：原本一直认定的神圣，乍然显露世俗真身，从此有了斑驳模样；邂逅于街头巷尾的凡夫俗子，每每瞬间显现神奇，却又迅即复归平淡。在田野故事多种版本的背后，映照的恰是人情世故众生相。田野考察是凸显“人的实践”的研究模式，贯穿于整个工作过程的，应是那种持之以恒地探究个体日常生活的好奇心。萧凤霞曾说过：
这席话，是对田野考察目标的绝好概括。我们在田野中所接触的民众生活文化，与长期高居庙堂的儒家经义，以及道、法、墨等百家之学，同是秉承于中华民族古老的精神血脉，而各有损益，多元相通，并非势同水火，因此才会有“礼失求诸野”的说法。 中国领土广袤，历史悠久，不同的地方社会普遍存在着以“礼”“俗”为表征的不同话语流向，并呈现出多元主体之间交互建构的特征。这一现象，其实是与国家大一统历史进程中的两大特征有关，即国家政治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的“国家化”，特别是二者在不同地区的交错发生，使得整体意义上的中国礼俗传统呈现出同中有异、异质同构的关系。一方面，作为一种国家政治模式的礼俗互动，涉及国家礼仪制度、精英教化实践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交互关系，既是中国社会内部谐调、制衡的一种实践机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要素的表征。另一方面，作为地方传统的礼俗，在不同时空有着多元表达与多义衍生，共同呈现出国家一统进程中民间礼俗传统构建、传承与变迁的完整过程。要想对此做出阐释，亟须田野个案的累积与以小见大的拓展，需要一大批学者俯下身去，长年坚持田野调查，在田野中理解中国。诚然，中国礼俗传统是田野考察的核心，如下三个方面或许应予特别注意： (1）在田野考察层面，关注地方社会围绕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而衍生的礼俗形式及价值理念，比如家风家教、乡贤美德、邻里互助、节日庆典、口述历史、仪式表演、礼尚往来、环保意识等，发掘中国文化的民间表达形式与传承机制，归纳中国文化的礼俗互动传统样态。 (2）在田野理解层面，以中国历史脉络特别是近现代变迁为基础，关注礼俗传统在乡土社会中的传承形态与调适机制，再结合个人生活史的细致梳理，理解人在社会情境中的文化创造。 (3）在田野研究层面，在国家进程、精英作为与民众生活的互动实践中建立分析框架，提炼理论话语，提炼中华文明内部自我制衡、调适的传统政治智慧，探索中国礼俗传统的当代传承创新转化机制。 （本文刊载于《民族艺术》2020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