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刚]深描“中国本土信仰仪轨传统的文化底蕴”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3:11:01 中国民俗学网 张志刚 参加讨论
摘 要：国际学术界的研讨动向表明，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象征理论”的影响推动下，“仪式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日渐成为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特别是宗教人类学的研讨热点与前沿课题。以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视野，探究中国本土信仰仪轨传统的基本特性，或许有助于深描其文化底蕴，拓展东亚文化圈的信仰仪轨传统研究。 关键词：信仰仪轨；比较视野；文化底蕴 引言：作为前沿课题的信仰仪轨研究 从国际学术界的研讨动向来看，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象征理论”的影响推动下，“仪式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日渐成为民俗学、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特别是宗教人类学的研讨热点、前沿课题。这一前沿课题吸引着一批著名学者，力图超越以往的“宗教仪式的现象描述”，进而深究“信仰仪式的文化意义”。 例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宗教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的研究成果表明，信仰仪式在行为和观念上均充满“象征”，人们之所以执着于这样或那样的“信仰仪式象征”，就是因为它们深含“意义”，承载着“社会价值与文化功能”。他深入田野，通过观察非洲赞比亚地区的恩登布人（Ndembu）的生活发现，当地古老的信仰仪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生命危机仪式”（life-crisisrituals），如青春期仪式、丧礼等；二是“生存困扰仪式”（rituals of affliction），此类仪式均旨在禳解人生的种种困苦或灾难。 再如，美国民族学家、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基于扎实的田野考察和透彻的个案研究，从学理上把“宗教”视为“一个文化体系”，提出了“文化意义深描理论”，以求更具体、更深入地阐释“作为象征性的意义体系的宗教传统”，是何以积淀为某个文化区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族群或社群生活的心理倾向和行为动机的。在他看来，“一种宗教就是：（a）一个象征体系，其作用在于（b）在人们当中营造出强有力的、普及的和持久的情绪与动机，其方式在于（c）系统阐述关于整个存在秩序的诸多观念，并且（d）赋予这些观念以实在性，此种氛围致使（e）前述意义上的情绪和动机看似是唯一真实的”。 学术乃天下公器。以上两位国际著名学者所提出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对于我们深入探讨东方信仰仪轨的文化底蕴及其现实意义，显然是有学术启发的。东方的信仰仪轨传统，乃是东方文化传统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无疑承载并传承着东方的文明特质与文化精神。从方法论来看，我们能否假设：越是“原生态的且不失生命力的民间信仰仪轨”，或许愈发有助于寻根溯源，使今人深刻认知“某种本土文化传统”的本相、特质、来龙去脉呢？本文试以比较研究的学术视野，着重以土生土长的道教和民间信仰仪轨为例证，与方家一起探讨，如何深描“中国本土信仰仪轨传统的文化底蕴”，有无可能据此拓展与深化“东亚文化圈的信仰仪轨传统研究”？从比较宗教学的观念来看，笔者以为，较之西方以基督教为主导的仪式传统，中国的信仰仪轨传统主要有下述三个显著的特性。 一、中国信仰仪轨传统的人本特性 如果说西方以基督教传统为主导的信仰仪式是“神本主义”的，中国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信仰仪式传统则更注重“以人为本”。基督教仪式所体现的“神本主义”，充分流露于其一般仪轨和重大节庆，如基督教的信仰仪轨主要包括“洗礼、礼拜、圣餐、祷告”等，其重大节庆主要有“基督降临节、圣诞节、复活节”等，皆以“造物主——上帝”为崇拜对象，以“耶稣基督”为信仰目的，除此之外，绝不能崇拜任何其他偶像。因而，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寇克斯（Harvey Cox）指出：基督徒生活于“两种时空状态”，即“世俗年”和“礼仪年”（或称“教会年”）；作为人类成员，他们生活于一年四季；身为基督徒，他们则是根据“教会历法”来安排生活的。 相比起来，中国的信仰仪轨传统的确更为彰显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人文精神。如“祖先崇拜”，可谓中国人自古以来所传承的“底线信仰和礼法规矩”，也就是说，无论“儒、释、道”还是“民间信仰”，也无论有无专门的祭祖仪式，若不遵奉“祭祖规矩”，便触犯了“做中国人的底线”。为什么这么说呢？正如楼宇烈先生所释：中国人所崇敬的“神”常常是祖先，在甲骨文里，“帝、上帝”等主要是指“部落的祖先或英雄”，他们死后会保佑子孙。所以，“祖先崇拜”可以说是“圣贤崇拜、英雄崇拜”。到周代，这种信念开始演变，“祖先神或圣贤神”并非盲目地保佑子孙，而是要看他们是否“有德”，于是出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思想；春秋时，前述思想进而发展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神之主也”。这就在西周以后，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人文精神”的文化传统。 关于中国信仰仪轨传统的人本特性，或许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梁启超所做的阐释更为全面，也更耐人寻味。他在晚年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方法时强调，中国传统里根本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及其崇拜仪式”，中国人只有“崇德报功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贯彻于中国人的所有祭祀行为，如祭父母、祭天地、祭动植物神、祭各行业神、祭英烈人物等。 祭父母，因父母生我养我；祭天地，因天地给我们许多便利，父母要祭，天地山川日月也要祭；推之于人，则凡为国家地方捍患难建事业的人也要祭；推之于物，则猫犬牛马的神也要祭；如此，“报”的观念便贯彻了祭的全部分。这种祭法，和希腊、埃及的祭天拜物不同。他们是以为那里面有甚么神秘，乃是某神的象征，并不因其有恩惠于人而去祭他。老实讲，中国所有的祭祀，都从这点意思发源。 在梁启超看来，若是把中国人所供祀的神灵——根究来历，大抵没有不是由人变来的，而考释这些神灵受祀范围的广狭、年代的久暂，以及一般民众的祭祀心理等等，便能成为中国宗教史的精彩篇章。 二、中国信仰仪轨的兼容并包传统 按照西方基督教的仪轨传统，信仰者“只能崇拜上帝，不能敬拜其他任何偶像”。西方基督教仪轨传统的这种鲜明的“唯一性、排他性”，在“中国礼仪之争”（Chinese etiquette disputes，约17—18世纪）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中国礼仪之争，又称“中西礼仪之争”，直接起因于，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义”的教会内部纷争，其争论内容主要有三：第一，能否把天主教的崇拜对象（Deus）译为中国典籍里的“上帝”？第二，如果一个中国人皈依天主教，能否“祭孔”？第三，如果一个中国人皈依天主教，能否“祭祖”？由此可见，这场礼仪之争实质上引发了中西方信仰传统的根本冲突，因为所谓“译名之争”关乎前述中西方信仰仪轨传统的根本分歧——“神本主义”还是“以人为本”，“祭孔之争”所挑战的是“周孔教化”形成以来的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祭祖之争”则触犯了“做中国人的底线”。因而，这场旷日持久的中西礼仪之争，注定以康熙皇帝的一道“禁教谕旨”为悲惨结局。 与西方基督教“唯一性、排他性的礼仪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信仰礼仪传统可谓“和而不同，兼容并蓄”。这一点在中国本土的道教仪规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道教崇敬神仙，注重祭祀祈祷。为了表达虔诚，祭祷者要清洁身心，奉行仪轨，于是便有“斋戒”。从形式上看，“斋”有“设供斋”“节食斋”“心斋”等，其中尤以“心斋”重要；所谓“心斋”，其要义就是“敬诚专一，心无二想”。虽然道教戒律有“上、中、下”三品之分，有“三戒”“五戒”“八戒”以及数十上百种戒，但就内容而言，其基本精神是与儒教伦理、佛教戒律相会通、相融合的，如仁爱、慈悲、孝亲、敬师、忠君、报国、勿贪、不淫等，同时又不失道教斋戒的自身特性，如“皈依道、经、师”、不毁谤道法、不轻泄经文、不污漫静坛、不贪睡误课等。 笔者之所以在此首举“道教斋醮科仪”为例，就是由于“以道家哲理智慧为根脉”的道教，是在中华文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不但更能体现中国信仰仪轨传统的本质特性，而且对林林总总的中国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仪轨产生了深广影响。关于这一点，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魏乐博（Robert P.Weller）的田野体验，或许要比中国学者的描述与解释更客观、更有说服力。 自攻读博士学位起，魏乐博便投身于中国宗教仪式，尤其是民间信仰仪式的田野考察。据他本人回忆，到中国从事田野考察之前，他脑子里装的都是“一些抽象的理论知识”，即西方人类学界的大量概念、理论与方法；但到中国进行田野考察之后，他却发现中国人的宗教状况特别是普通百姓的信仰习俗，与西方学者的理论想象相去甚远。譬如，按照特纳、格尔茨等人的“解释人类学”观点，田野考察的目的在于，解读“某种仪式的地方意义”，但他到处访谈当地老百姓的结果却是，很多人并不十分清楚仪式的意义，而有些人干脆回答：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做的！这使他意识到，中国老百姓对于宗教仪式的理解，并非“统一的”而是“多样的”，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民间信仰非常重要。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察的切身经历，给他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一神论”与“多神论”的巨大反差。在美国，如果遇到一个摩门教的传教士，他会对你说：“不要相信其他的宗教，那些都是骗人的”；而另一位长老会的传教士会对你讲：“其他的宗教，比如摩门教，肯定是不对的，不要相信它们。”而他在中国碰到的很多老百姓则会说：“所有的宗教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教人做好事、劝人为善的。”魏乐博坦率承认，这是他所碰到的“真正的多神论”，只有运用人类学的比较方法，才能如实发现不同文化的鲜明差异，且体会到这么强烈的文化冲击。 论证至此，笔者要对魏乐博教授所用“多神论”概念加以修正或纠偏，因为在许多国际学术同行看来，相对“一神论”而言的“多神论”，按照来自西方背景、长期流行的“世界宗教史的进化论解释套路”，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含有“贬义的”，即主要是指“原始的或初级的宗教信仰形态”。这无疑是“西方学界一神论倾向的宗教研究”的一大偏见。其实，一方面，我们不妨按照中国老百姓的心意，把所谓“多神论”诠释为“多多益善”，即“凡是好的、善的神灵，都不妨拜一拜、求一求”；另一方面，我们倒不如说，越是“原生态的、扎根民间的且有生命力的信仰传统”，愈发能使我们真正认识“信仰仪轨传统的本相与特质”。假如这一判断基本上能够立论，那么，中国土生土长的且对民间信仰有深广影响的道教斋醮科仪，便堪称“诠释中国信仰仪轨传统的典型例证”；更何况，前述道教斋戒所折射出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特征，既合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又是顺应世界宗教之发展潮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