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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庆忠]并轨:扎根乡村的田野工作与促进变革的行动研究(2)


    二、结缘妙峰山:庙会追踪的田野发现
    2003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出站,供职于农大社会学系。在这里工作的第三年,开启了与学生同行的田野工作。其核心目标有两点:其一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意识,让他们接受完整的科研训练;其二是阐释民间文化现象,寻找乡土社会的变迁动力与历史脉动。妙峰山庙会及其香会组织也因此成为我这一时期关注的重点。这里被称为京津冀地区民间宗教的圣地,从明代开始的庙会已经延续了四百多年。每逢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有数百档香会前来朝顶,有数十万香客来此进香,表达他们对老娘娘的虔诚。妙峰山的学术前缘可以追溯到1925年,这一年的4月30日至5月2日(农历四月初八到初十),北京大学的顾颉刚与孙伏园、容庚、容肇祖、庄尚严一行5人在这里进行了为期3天的庙会调查,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有组织的田野调查的先河。在这条学术脉络之下,我们对妙峰山的追踪研究,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谈及妙峰山庙会,就要讲文会和武会,它们共同构成了香会的组织形态。文会的主要职责是积德行善,舍茶、舍粥,替老娘娘施恩撒福。武会则通过“幡鼓齐动十三档”等形式的献艺表演给老娘娘当差。除了香会之外,庙会的主体就是香客。以往对庙会的研究多集中在每年会期的仪式过程,而对香会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关注这些民间组织,以及组织中作为玩角儿的生命个体。因此,从2005年开始我们先从庙会入手,看香会表演,观察香客行为。前5届学生都曾驻扎妙峰山下的涧沟村,关注进香仪式和庙会经济。那个时候我和学生讨论最多的问题是,这些香会组织在村落社会里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脱下靓丽的行头之后,这些玩角儿在日常生活中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基于这样的追问,后5届学生的关注点从山上转移到山下,我们踏访了京城内和郊区县依旧有活力的32档香会,记录了香会组织的当下形态,同时也把玩角儿们被淹没的人生故事一个又一个翻起。然而,在北京快速都市化的过程中,随着村庄的消失,许多村落里的香会面临着文化重组的问题。它们会不会与村落的命运一样永久性地与村民的生活告别?因此,香会的生存处境、玩角儿的人生感悟成为了我们探询的主题。这种研究路径的选择,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目睹了香会的兴与衰,也对民间文化的适应与转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村落拆迁是北京都市化进程面临的一个共相事实。在这个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中,村落里的香会组织充当了怎样的角色?我们发现,村落拆迁之前香会是村落认同的文化标志。拆迁之中,香会是村民、开发商和政府进行博弈的中间机制。拆迁之后,香会是否会就此解体呢?事实上它存续依旧,只是以不同的适应性表现了民间组织的生命力,并成为重新建立社会关系所依托的最有感召力的文化传统。除了妙峰山朝顶进香之外,每年大年初一或初二,各类香会组织还会以其独有的方式,在新安置的社区举行踩街等仪式活动,以此表达村民对过往生活的共同记忆。我们还注意到,作为文化的组织,香会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不只如此,会理会规的江湖论道、扬名立万的价值追求、拜师收徒的传统仪式,无不显示民间文化在适应不同环境过程中潜在的创生性力量。妙峰山研究见证了北京民间社会变迁的经验,也记录了乡民社会向都市社区转型的历史过程。因香会组织不断被激活的集体记忆,表面上看不过是都市村民追溯村落历史的文化乡愁,但就实质而言,它是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是都市村民以记忆的形式应对现实处境的生存智慧。
    回首8年的调研,我们记录了庙会的历史瞬间,记录了香会的组织形态以及那些被尘封的人生故事。这种关注点的转向呈现了我们对妙峰山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具体说来,就是研究路线从庙到村,由会到人。我们发现,正是因为有了村落纪事,庙会不再是无名氏群集的祈福空间;因为有了玩角儿的生命叙事,香会才有了活的灵魂。不仅如此,香会组织研究呈现出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彰显了民间组织的社会功能。这项具有抢救性价值的工作,对于我个人来说,可谓“曲终情未了”,可以说,没有在此获得的新知,缺少了对民间文化“不死”的笃信,也便不可能有其后多年的乡村研究。这份对民间文化的认识,让我更加坚定一点,迈向田野的研究不是一次又一次地把别人的资料据为己有,而是要能够折射出自己的生命感知,走到心灵深处去思考我们身处的社会,以及所肩负的使命。
    200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认为乡土文化的状态是“形散而神聚”。我的同事曾质疑我,难道你对凋敝的乡村置若罔闻吗?但每每想到妙峰山,都会让我对民间文化的力量充满积极的想象。它的“形”可能和原来不同,甚至无影又无形了,但我坚信它的“神”尚在。十年过后我对乡土社会依然抱以这样的判断。我相信民间社会自身的适应性和创造力是无限的,这是文化能够持续长久的内在原因。我的学生将这种田野工作的经历和感悟称为“社会学专业训练的成年礼”,而对我个人来说这是独有的心灵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我陪伴学生们记录了一档又一档香会,训练了他们的基本功,他们也以自己年少的稚嫩和激情,让我知道新一代的生命意志是多么值得期待。这项研究不仅仅让我们穿梭于四百多年来庙会的时空变换之中,也让我们看到以村落为中心的香会组织的传承机制。与“30后”老人和“80后”年轻人的交往,让我在拓展心灵维度的同时,也拥有了自我精神成长的深度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野工作更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启蒙。不曾预期的是,2009年多种机缘辐辏聚合,妙峰山的故事讲到了台湾,也使“行动研究”闯入了我的视野,从而为我田野工作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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