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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2)


    展开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的深入研究
    与会学者围绕“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的会议主题,从政治史、法制史、经济史、生态史、宗教史等不同视角出发,以长时段的眼光、整体的视野、发展的视角,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的有关议题展开了对话和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对国家产生的标志、途径进行了研究,认为目前最有影响的所谓战争说、贸易说和水利灌溉说的国家产生途径中,对于古代大规模水利工程的组织、兴修与维护,确实是古代一些地方早期国家产生的动因。就中国的夏王朝来说,禹治洪水之事是可以信以为实的,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与禹治洪水的关系是可以论定的。包伟民从帝制晚期东南地区乡村基层组织的沿革说起,认为讨论中国帝制王朝的各项制度,应该摆脱断代史框架的束缚,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着眼,以“会通”的视野来观察其沿革与变化;讨论历代制度的嬗变,唯有前瞻后顾,既探究制度的渊源,又关心其后续的走向,才有可能真正将它梳理清楚。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郑成林以南京国民政府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为切入视角,探讨了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认为该委员会的成立并非一时之举,而是国家、民间金融组织乃至社会各界多方推动才得以成立。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黄贤全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实施的区域开发政策干预生产要素配置与区域经济运行机制的方式不同,认为美国区域经济开放政策可以分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开发田纳西河流域自然资源阶段、六七十年代是改善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环境阶段、八九十年代是缓解偏远萧条地区贫困问题的阶段。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