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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近代中日关系


    作者:日本神户大学 王珂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在这120年间,前半是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题,后半围绕是以应该尊重历史还是应该集体失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主义几乎一直发生着冲突。然而不同的是,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的教育和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个在评论两国民族主义的性质时不可忽视的前后顺序。
    笔者一向认为,在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历程的问题上,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视点。其一是中国进入近代国家之前最后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阶层不是汉民族,另一是中国清末民初的许多革命家和思想家都是通过日本(而并非通过其他国家)接受了建设近代国家思想的影响。这两点并不相互孤立,而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革命家对于清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反感和反抗,最终演变为“驱除鞑虏,回复中华”的“民族”革命,而这个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革命的理论,恰恰是从鼓吹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近代日本学到的。从梁启超在日本学到“民族主义”这个词汇的那一天起,中国人的原初的淳朴的民族主义就与建设近代国家和新型“国民”联系在了一起;然而,作为老师的日本,却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思想变成了动员煽动国民参加侵略战争的工具,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因此成为两个民族国家之间民族主义激烈对抗的舞台。所以,认识中国近代对外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首先应该按照时代在中日近代关系的层面上对它进行梳理。
    从万里长城到北洋水师:中国的海洋意识与甲午战争
    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败,迫使清王朝与英国之间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然而即使割地赔款,此时的清王朝依然摆出一副“以不变对万变”的架势,自我陶醉于传統的“天朝”体制之中。与此相反,没有被中国人接受的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在日本却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人从鸦片战争中得到教训,开始注意到“洋学”的价值。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的清王朝,到了1860年代才终于进行“洋务”。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自救自强”的第一步,然而它的视野里有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实行“中体西用”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持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天朝”秩序。而日本在1850年代即从“锁国”转向“开国”,1860年代开始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经过“讨幕运动”、“大政奉还”等确立了以三权分立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之后再推行“四民平等”、“改正地租”、“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各项具有实质性的政策,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国家近代化的进程。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在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近代民族主义之际,日本的民族主义已经开始膨胀,并且很快达到了1874年的“出兵台湾”、开始鼓励进行对外扩张的地步。
    “出兵台湾”是近代日本第一次出兵海外,也是“最初的践踏清朝主权的事件”。它说明,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日本向外进行军事侵略扩张,而其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就会指向以中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传统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昔日的学生变成今日的强敌,日本的侵略极大地刺激了清王朝。然而由于内外交困,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塞防论主张收复在1860年代的穆斯林起义中丢失的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权,海防论则主张放弃新疆地区而把收复新疆的预算用到充实海防力量中。其实,不论是塞防派还是海防派,其代表性人物都是清朝内部的洋务派人物,二者都看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不同的只是,应该把哪个国家视为最危险的帝国主义,然后将这个假想敌可能来侵的方向列为国家的防卫重点而已。“收复新疆”的背后,隐藏着是否应该将俄国作为一个最危险的假想敌。
    表面上看来,“塞防论”的胜利似乎说明此时的清朝政府还没有将日本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清朝政府没有摆脱中国以万里长城为象征的“重陆轻海”的传统国防思想的思维。关于近代中国衰退的原因,人们常常列举清王朝统治阶层的腐败、保守与自大,然而却常常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知识精英,都在国家经营的层次上缺乏海洋意识。
    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大陆文明,在中国的文明体系里,海洋从来没有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经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中国人更愿意把从海上来的人们都看作是来“天朝”的“朝贡使”。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共同体,中国如何抵御游牧民族—“胡人”的入侵,才是真正令历代王朝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所以,能够在西北建造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却从没有一个王朝想到要东南去建设一支海军力量。明王朝为了杜绝倭寇,想到的方法只是严格实行海禁政策;而终于跨过万里长城统治了全中国的清王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人传统的“华夷思想”,但对中国以及北方民族政治传统的继承,中国传统的防卫思想进一步发酵:在内陆方面虽然屡建“武功”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主权范围,但在海洋发展的方面却显得更加慎重,断断续续地实行以海禁,延续着锁国政策。
    但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列强各国为了在海外获取殖民地和扩大势力范围,争相加强海军力量成为近代国家主要的军事和防务思想。日本进攻台湾以后,清朝也建立了“水师”,但水师海军建设一直阻碍重重。而在这期间日本的海军力量终于凌驾于中国水师之上,从而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大败清朝。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的标志,更成为让中国人重新认识海洋、重视海上防务力量的契机。甲午战争的结果长期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加强海军力量的声音不断高涨,其背景上依然可以看到有对甲午战争给予中日关系之影响进行深刻反省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