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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近代中日关系(2)


    近代中国自我认识的三阶段:对外民族主义的生成与发展
    对中国人来说,败给日本比败给西洋列强各国在精神上的打击更加沉重;中国突然转为向昔日学生的小国日本“割地赔款”,尤其是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强烈的耻辱感。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5月里在北京的1300名举子在康有为的率领下“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发生过许多“攘夷”的运动,但那只是在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缺乏充分认识的情况下,“住民们在对外部侵入者感觉到了危险时所产生的本能的行动。”但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公车上书”,却是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第一次政治请愿运动,它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站到了民族前线的标志。孙中山也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织起了以打倒清政府为目标的“兴中会”来发动革命运动。但是不管是变法派还是革命派,虽然他们的行动方式和最终目的有所不同,但从在看到国际社会的局势变化后深感中国面临深刻危机而认为必须寻求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思路上来看,二者的性质却是相同的。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及中国人的变革和进步往往是从认识到了自身不足而开始的。首先是“器物不足”,然后是“体制不足”,最后是“文化不足”。应该注意到的是,而后两次变革的发生都是与中日关系分不开的。为了解决在“器物”方面的不足,洋务派只是进行了“利器”(建设新型工业)、“练兵”(创建新式军队)、“兴学”(导入新式教育)等实质性的尝试。但是要进行体制的变革,是要以否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的传统世界观为前提的,因此不得不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革命性的事件。而戊戌变法是由甲午战争的战败而起的,由此就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冲击。
    从1884年到1914年之间,日本一共参与了三次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来说,这三次战争不是以中国为敌就是以中国为战场,并且借机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权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915年时以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而达到了新的地步。以此为背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一举高涨。二十一条签订的5月7日、5月9日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纪念日”,从191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21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成为民国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民族运动,也是中国经济史上历时最久的抵制外货运动。1915年9月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而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在因中华民国的建国而完成了体制革命的基础上,开始了近代中国和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第三个阶段。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是以近代中国和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的觉醒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叶嘉炽所做出的如下分析:“由于向西方国家争回国家主权的奋斗屡遭挫败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觉醒,不时的咬啮这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对科学精神虽树起了信念,然而对产生科学精神的西方国家丧失了信心。同时,他们又不愿在回到东方的传统中来,于是有些人竟投向所谓现代的、科学的、包容一切的、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就这样,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对国土分割和民族灭亡的危机感、对内建设近代国家和对外维持国家独立的紧迫感不断被强化,近代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也就随着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而问世、又因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主权的对华二十一条而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