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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功近利的清朝参务(2)


    
    清初旧山场资源的枯竭,并未使清廷从中吸取教训,自乌苏里等处大参场开辟之后,由于人参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使清廷大为振奋,无所顾忌地扩大采参队伍。尤其是康熙四十八年,清廷下达一万斤的采参任务,派出一万名满族士兵去采参。具体由盛京将军派出满族兵士4000名,宁古塔将军派出满族兵士4000名,乌拉打牲总管派出满族兵士2000名。
    康熙末年,为了摆脱繁重琐碎的参务工作,清廷决定实行采参招商制,即由朝廷选任具有经济实力的大商人承包具体参务,年底与朝廷分成。雍正即位后,继承了康熙朝的这一做法,也保留了其采参规模。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雍正十年,清廷命承包参务的大商人招募采参刨夫一万名。然而自康熙二十三年开辟乌苏里等处大参场后,经过四十余年的大肆开采,至雍正朝也已出现资源危机的端倪。因而在这次采参后,清廷宣布实行歇山轮采制,即“刨采二年,停歇一年”。
    乾隆即位之后,并未对业已出现危机的人参资源引起足够的重视,仍发行参票一万张。后乾隆见商人获利巨大,更以“召募商人承办,私弊较多”为由,将参务收归国有,在盛京、吉林和宁古塔成立了官参局,专门管理具体参务。然而人参资源的日趋减少,终究会影响朝廷发放参票的数目和刨夫领票的积极性。至乾隆九年,虽然仍发行参票一万张,但实际上落实的只有6000张,即盛京3500张、吉林1500张、宁古塔1000张,其他4000张只能留作备用。乾隆朝也实行了歇山轮采制,但在执行中很随意,如乾隆四十八年决定:“盛京歇山以后,虽严行查拏,尚有偷挖之弊,歇山实属无益。请自次年起,照常行放薓票。”
    至嘉庆朝,乌苏里等处大参场的人参资源已严重匮乏,发放参票的数额陡然下降。如嘉庆四年,盛京参票的数额已减至1752张,吉林的参票减至450张。由于刨夫们在山上很难遇到参枝,有些人便将发现的参苗,集中移植到山中的一处,围成参园进行培育,待数年之后挖出来交官。当时称这种人工培育的人参为秧参。秧参在外形上与山中自然生长的老山参十分相似,但药效相去甚远。为此清廷坚决禁止栽种秧参,尤其是严禁将秧参冒充老山参上交。领票刨夫们因真参难觅,又要完成规定的采参额度,只好不顾禁令,铤而走险。嘉庆十四年末,盛京、吉林和宁古塔上交的贡参发现了大量秧参。嘉庆大怒,引发了当时震惊朝野上下的嘉庆十五年参务案。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些基层地方官员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纵容私种秧参的行为。一些地方大员,如吉林将军秀林因贪污数额巨大、盛京将军富俊包庇有罪属下、宁古塔副都统富登阿玩忽职守,均被撤职查办。
    此后,刨夫们的处境更加艰难,承领参票者已寥寥无几。道光十二年,仅放票1752张,二十七年又降至1161张。至咸丰三年,传统的皇家采参方式终因资源枯竭而走到了绝境,在吉林将军景淳的建议下,清廷正式废止了沿用二百余年的参务制度。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清前期的历代统治者在处理参务时大都比较急功近利。如康熙二年组建了盛京上三旗包衣150人的采参队伍,年年赴额尔敏、哈尔敏和岗山采参,此外还有庞大的八旗贵族的采参队伍和私采者。结果仅用了二十年时间,这一带的人参资源便已近枯竭。康熙二十三年开辟乌苏里等处大参场后,仍不吸取教训,年复一年地进行过量开采。四十余年后,乌苏里等处的人参资源也开始出现危机。至雍正朝,虽然实行了歇山轮采制,但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最终导致野生老山参资源日渐衰减,直至基本用尽。清廷对于秧参的处理也有失偏颇,秧参在质量上虽不及野生老山参,但具有生长快、产量高的特点。如果取消对培育秧参的限制,加强监管和区分,不但有利于保护野生老山参资源,而且还增加了人参的品种,人们也多了一种选择。以史为鉴,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思考和重视。
    作者简介:廖晓晴,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