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视角·取向：民国外交史研究反思与前瞻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8:11:10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 马建标 参加讨论
近年来，民国史研究大有成“显学”之势，然而，享有民国史“主干”之称的民国外交史研究却颇为冷落。未来的民国外交史研究该如何推陈出新，显然已成为一个问题。 “国耻文化”外交书写史底蕴深厚 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之一，就是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至少包含两个基本元素：政权独立和主权完整。这也决定了政治史和外交史必然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双翼”。谈民国外交史，我们要注意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民国外交史本身的发展史；二是民国外交史“书写”的历史。这两个层面的“历史”都带有深厚的“民族烙印”。近代中国外交史的书写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革命性。中国近代外交史的“鼻祖”刘彦在留日期间撰写的《中国近时外交史》于1911年在日本东京印发，旋即运往国内发行，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宣传资料。从外交史角度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刘著可谓开山之作，影响深远。 在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的塑造过程中，民国外交史书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进而形成一种历史底蕴深厚的近代“国耻文化”。纵观20世纪的中国外交史书写，基本上遵循“国耻文化”和“国耻记忆”的历史书写范畴。 时移世易，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中拥有重要发言权的世界大国。20世纪中国外交史的书写，特别是民国外交史的书写应该拓展以往的“国耻记忆”模式，以更宽更广的视野审视这段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对外关系史。 “国际史视野”：跨国界的、整体的外交史 传统外交史研究多侧重于旧中国国家主权的失去和恢复，这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也不免视野多单一化，把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简单化了。民国外交史不仅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其非同寻常的一面：特别是一战后欧美列强重返东亚，中国成为列强之间纵横捭阖的主战场，正如杜威所言：“五四以后的中国是政治学者们观察和学习国际政治的最佳场所。”民国时期也是有史以来外部势力对中国介入程度最深的一个历史阶段。 民国政治的混乱状况决定了其对外关系的高度复杂性，而传统的外交史研究在应对这些历史问题时显得后劲不足。近年来，美国学界流行的“国际史”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视野。国际史有何特别之处？以国际史研究著称的香港大学教授徐国琦认为：第一，国际史打破现今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模式约束，而以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文化背景为参照系；第二，强调非政治、非“民族—国家”因素的作用及影响，如非政府机构、竞技体育、瘟疫等在人类进步及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第三，强调多国档案研究；第四，强调“自下而上”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史、政治史之重大人物、政府层面的决策，“文化因素”、“弱势群体”等常成为国际史研究的突破口。简言之，国际史研究重新对传统外交史框架中以往“微不足道”的历史人物、事件给予了更多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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