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通史》填补史学空白(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06 发展导报 李 江 参加讨论
史学著作新追求 《晋国通史》甫一出版，便在史学界引起轰动。 “李尚师先生的这部150多万字的《晋国通史》巨著，是国别通史，并且兼具了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还吸收了志书一些特点的一部新型史学专著。这部新型史学巨著的完成，为晋史研究、晋学研究、山西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庆贺。”阅读了《晋国通史》后，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玉明先生评论道。 而在李伯谦先生的眼里，《晋国通史》作为一部新型史学专著，它的出版，意义非凡，体现了新时期史学著作的新追求。 “李尚师对与晋有关的文献史料的重视和掌握，是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但他并不以仅仅掌握文献史料为满足，在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的今天，他深知地下新材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李伯谦先生的评论一语中的。 因此，在撰写《晋国通史》的过程中，李尚师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去收集与晋有关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成果，并经过与文献史料的综合，尽量吸收到自己的新书中，从而解释了许多历史难题，出现了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关于 “叔虞封唐”地望的考订。司马迁《史记·晋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但唐究竟在何地，看法甚为分歧，历史上基本分为两大派，一派主张在今太原盆地，一派主张在今晋南临汾盆地，而以太原盆地说最占优势。李先生根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襄汾陶寺龙山时代遗址和曲沃曲村—天马晋文化遗址发掘的考古材料及研究成果，毅然选定临汾盆地说，认为“考古结果与古文献相吻合，唐国地域盖在今山西省西南的翼城、曲沃、侯马、绛县山北、襄汾县河东部分，甚至尧都区一部的县市之间”。 李尚师先生继肯定叔虞所封的唐地在临汾盆地之后，又据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的发掘和研究，特别对出土青铜器上多位晋侯名讳铭文的材料进行研读，增列了晋侯燮父、武侯宁族等的名字和事迹，填补了以往晋国史研究的缺陷，并在《第二十九章晋国的文化成就之五》中，对包括多位晋侯名讳在内的北赵晋侯墓地出土铸（刻）铭文字器物列出专表作为证据，从而成为该书最为出彩的亮点之一。 研究历史不是坐而论道，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从历史演进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使人知道，古人的哪些活动促进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哪些活动则破坏或阻碍了社会的前进，从而促使人们规范人类自身的活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顺应和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李伯谦先生认为《晋国通史》的字里行间体现着尚师先生在研究中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尽的责任。 例如，关于县郡制的研究。晋国是春秋时期较早出现并实行郡县制的国家，尚师先生在本书中用相当长的篇幅梳理了晋国县郡制的出现和发展过程，分析了其对绵延已久的世袭制的破坏和促进晋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正确指出“县郡制的出现为后来历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统治形式”。在这本书中，类似这样的表述还有多处。即此，亦可见作者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关心国家、民族发展的拳拳之心。 对于一部150万字的学术巨著来说，有争鸣，亦有不足，都在所难免。对于同行和老师的批评、指正，李尚师先生“除少数坚持外，多数作了认真修改或删除。” 但瑕不掩瑜，面对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誉，李尚师先生并没有迷失前进的方向。“古语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吾乃一介凡夫俗子，未受过大学系统教育，面对晋国史这个重大课题，难免有诸多不足乃至偏颇之处。《晋国通史》虽较原《晋国史》有所完善，但晋国历史研究依然不会结束，因为许多问题还有待于将来新的资料，尤其是考古新的发现、论证，去深入地研究，希望拙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利于今后晋国史的研究。”针对自己的工作，李尚师先生谦逊地表示。 无悔青春，呕心沥血铸晋魂； 壮心不已，笔耕辛劳谱华章。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具有执着精神和谦逊态度的学者的存在，才会推动晋国史研究进入新局面，我们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晋文化和晋国史研究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晋地文化厚，中华一脉承。 李尚师，字仰之，号中条山人，现为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