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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之邦”抑或“礼义之邦”考论(2)


    历史悠久的“礼义之邦”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礼义之邦”的出现,要远远早于“礼仪之邦”。唐朝房玄龄等监修的《晋书》记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即前秦苻坚建元十九年,苻坚在长安建章宫为率兵出征西域的吕光送行时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又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即前秦苻丕太安元年,镇守博陵的王兖斥责叛投慕容麟的郡功曹张猗说:“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众应贼,何名实相违之甚……不图中州礼义之邦,而卿门风若斯。”据此,“礼义之邦”作为一个概念,早在公元383年即已出现;即使保守一点地说,至迟也应在《晋书》成书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
    自此以后,“礼义之邦”便频频见诸正史、政书、地方志、文集等各种文献中,直至今日,依然在使用。而其所指,诚如王能宪先生勾勒的,既有称中国、中华、华夏或中土(中原、中州)者,也有称齐鲁等文明开化之地者,以及其他如浙东浙西等文化繁盛、民风淳厚之地者。其间,“礼义之邦”前还常冠以“文物”“诗书”“衣冠”“冠带”“名教”“文学”“文章”“文雅”等词。
    此外,“礼义之邦”有时也用来称誉朝鲜、安南等地,这显然与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外国人也有使用这一概念的,如朝鲜通信使成大中在《槎上记·书日本二才子事》(1765年作)中就曾说:“余至日本,见奇才二人,筑州龟井鲁、西京那波师曾也……初见吾辈,倾心结附,愿得载归,一见礼义之邦,死无恨矣。”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