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生成(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2:11:37 《光明日报》（ 2015年05月 马世年 参加讨论
考察先秦子书结集的实际情况，也不难看出其成书过程的复杂性。譬如《老子》一书，随着近年来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关于其成书问题的讨论就越来越深入。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本《老子》、1993年湖北郭店楚墓出土的简本《老子》，以及2000年北大所藏简本《老子》等等，与今本在文字、义理、章次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可见该书的流传在战国时已经很复杂了。伏俊琏先生说，“《老子》最初由老聃口述大义，其弟子整理成最早的传本”，其书“非一人一时一地写成，而是经过后学多次补充、加工、阐释、整理而成”（《先秦文献与文学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又如《论语》，其结集也至少在两次以上。前人将其中的《学而》至《乡党》10篇称之为“上论”，《先进》至《尧曰》10篇称之为“下论”，并且认为“上论”精粹而“下论”驳杂。其实所谓的“上、下论”的差异与分别，不过是《论语》成书过程当中的不同的结集而已——因为编集者、编集时间及搜集内容的不同，自然形成了文本的差异。再如《墨子》一书，本是先秦墨家学派著作的汇编，非一人一时之作，由墨子弟子及后学记录编纂而成，大部分篇章的编集在战国中期。其内容颇为庞杂，大部分是墨子与弟子讲学或谈话的记录。全书今存53篇，大致可以分为5组，各部分的写成时间也是不同的，有些则晚到战国末期，譬如《备城门》以下11篇，其中涉及的官职和号令就采用秦国后期的制度，可见也经过了不断的附益。 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荀子》与《韩非子》。荀子因其“倡言性恶，兼法后王，王道与霸道并重，义利兼顾”以及“特别反对孟子”等原因，其书自刘向校定之后，一直受到正统思想的排斥，少有人为其整理作注。故直到杨倞时，《荀卿新书》依然是“编简烂脱，传写谬误”，因此，他对该书的篇次、卷数等，“以类相从”，作了较大的调整：“以文字繁多，故分旧十二卷三十二篇为二十卷，又改《孙卿新书》为《荀卿子》，其篇第亦颇有移易，使以类相从云。”（杨倞《荀子序》）今本《荀子》的篇目次序也基本上体现了杨倞变动原书篇第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末6篇文章的归置。杨倞在《大略》与《宥坐》篇题下分别作注说：“此篇盖弟子杂集荀卿之语”，“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在杨倞看来，《大略》等6文已非荀卿之自著，因而作为全书附录置于书末，诚如梁启超所说：“疑非尽出荀子手，或门弟子所记，或后人附益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韩非子》一书，今本55篇绝大部分为韩非自著，但也混杂有后学及他人之作。其编集与成书是在韩非去世之后进行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韩非去世之后，开始有门徒整理师说，将其著述搜集汇为一编。但是此本与今本相比并不完整，《初见秦》与《存韩》等秦廷档案文书并未收入进去。这是《韩非子》编集的第一阶段。《显学》一篇，具有学术专论的意义与书序性质，当是该书的后序，就如同《庄子·天下》《荀子·大略》以及后来的《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等书序一样。另外，今本之中一些作者明显有问题的篇章，很可能就是韩非弟子、后学作品的附入，就如同《楚辞》的成书过程一样。第二，汉初能见到宫廷内府藏书者，又将《初见秦》《存韩》等档案文书编入韩非著作集中，这个过程应该是在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罢黜申、商、韩非诸家学说之前完成的。从时间上看，编集者距离韩非已近百年，故而虽对韩非的生平事迹有大致的了解，但对于一些具体的作品已很难分清了，所以才会将《初见秦》这样的文章收录到韩非的编集中。这个过程也是《韩非子》的编集与成书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此后，其面貌便基本定型了下来。（马世年《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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