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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平:历史也是沟通的桥梁(3)


    中日学者争论聚焦在两点
    争论比较多是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差异。
    一是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事件的偶然性的判断。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比较注意把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过程,包括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过程联系起来看,发现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以后“七七事变”的发生都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都不是没有任何背景,而是相互联系的。这种事件一再的发生才导致日本一步一步地走到战争的泥潭里,然后战争一步一步地扩大,我们比较关注、或者比较重视从这个观点的描述。
    而日本的学者,他们可能在具体的问题上,每个事件的研究上要做得非常细致,运用非常大量的资料,比较关注认为这些事件本身发生的偶然性。比如“九一八”事变的过程,这是我们双方在学术争论上、学术讨论上争议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二是在实证研究和价值判断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上,也有各自的侧重。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地做出一个判断,但在实证研究方面,特别随着现在对资料掌握得更充实,我们也需要再提高。
    比如“田中奏折”,过去国内一些学者在描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计划性上,往往会以此为例,但它存在与否,或者内容如何,都是有争论的,能不能用它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可能就会产生问题。
    包括南京大屠杀数字的问题,到目前来说,实证性研究的条件仍然不很充分,但是作为事实已毫无疑问,战后经过两次大的审判,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和南京法庭的审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立过程中采用了南京审判的审判书的数字,这是很正常的,当年的审判资料也是可以作为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基础。总之,数字问题并不是影响对南京大屠杀性质判断的一个根本问题。南京大屠杀本身作为一种残暴的反人道的罪行,应当是被谴责的。应当作为日本的战争暴行去批判的,这个毫无疑问,包括日方学者也认为这个责任是明确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