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积极”抗战中的消极面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38 中国社会科学报 汪朝光 参加讨论
原题：“积极”抗战中的消极面——国民党官员日记有关叙述拾遗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城外的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武装挑衅，中国军队坚决回击，由此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全面抗战开始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坚持了抗战的立场，领导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并对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过去的研究，曾经低估国民党坚持抗战的立场和在抗战中的地位，并一概以“消极”定论，实不无偏颇之处。最近若干年来的研究，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肯定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出学术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然而，凡事都不可有偏向，科学研究更是如此。如果说过去对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无低估之处，并已在后来的研究中得以改进，近些年来则又有些说法，尤其是学界之外的一些言论，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又不无高估之处，在尽论其“积极”面之外，对其“消极”面又有些忽视，值得学界反思和回应。早在将近30年前，著名史学家胡绳先生就曾经提出，研究抗战的领导权问题，应该着重研究其转移的过程，“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领导权问题的”。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权确有个此伏彼起、此降彼升的过程，而这个转变的缘由，实际也就埋藏在国民党对抗战的某些“消极”面之中，而这样的“消极”面，还不仅仅存在于一般认为的抗战中后期以后，实际上，自全面抗战爆发后，便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上下的抗战声浪中，国民党内对形势和前途悲观者不在少数，部分从政精英尤然。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甚倾向和议”、“对大局似甚悲观”。（《王世杰日记》）且每逢政府开会讨论抗战事项，孔祥熙总是说“中国哪得不亡”、“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仿佛自己不负一些责任”，令与会者颇为反感。（《陈克文日记》）南京失守前后，国民党决策层中因对日作战不利而使对日妥协思潮还在蔓延滋长，“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蒋介石日记》）。这样的言论和认识，大概是不能以“积极”论的。 政治上对战争前途悲观，行动上则表现为破罐破摔、今朝有酒今朝醉。战争激烈之时，一些国民党官员仍莺歌燕舞、嫖赌不避。在中国军队奋勇抗敌的枪炮声中，孔祥熙出访欧美大半年，于10月回国，行政院各部会长官为孔祥熙接风宴请，共计花费190余元，其中仅烟酒便花费50元。须知当时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不过15元上下。而此刻，正赶往前线参加抗战的广西军队，“沿（南京）中山路步往下关。寒风峭雨之中，皆穿黄色单衣，自顶至踵，淋漓尽湿。此皆开赴前线抗战之壮士也，壮士为国牺牲，未至战场，已饱受风雨饥寒之苦”（《陈克文日记》）。所以，著名学者傅斯年当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抗战以来，“最可佩的是革命军将士，最无聊的是南京官僚”（《傅斯年遗札》）。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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