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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积极”抗战中的消极面(2)


    
    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心态的国民党官员不在少数。南京失守前,国民政府官员乘轮船撤往武汉,同船者有何应钦、吴鼎昌、张厉生、梁寒操、王世杰、熊式辉、孙科、周佛海等一众高官。船上,他们为高宗武新婚夫妇办酒会,“共相欢笑”。同行的翁文灏不禁说,“在政府离散,国基濒危之日,风雨同舟,偏有此豪情逸致,读‘商妇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感慨系之矣!”(《翁文灏日记》)陈克文亦记载,“闻长兴轮来汉时,船上满载党部及政府高级职员,途中外交部某司长夫妇即起而跳舞,并大唱《妹妹我爱你》一曲”;“时至今日,‘效死勿去’之精神似乎已易而为‘卅六着走为上着’之精神矣。事势至此,宁不可哀”。一些国民党官员撤到武汉和重庆后,有人“在旅馆里开了许多房间,叫妓赌钱,终夜的跳舞,正经事一概不管,只知捏造是非,淆混黑白”。所以,国民党内有人说,“国民党早已自挖坟墓,现在是待敲丧钟的时候了。话虽过于悲观,却有几分事实”(《陈克文日记》)。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后方大力开展抗战宣传动员,影响不断扩大。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认为,“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其余类多口是心非。”(《徐永昌日记》)而且,“战争中始终看不见国民党的活动”,“许多人仿佛都在说,国民党不成了,共产党快要起来了!”有国民党人甚至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陈克文日记》)即便是蒋介石,对国民党的表现也颇为不满,在国防最高会议“痛言,国民党程度低劣,有亡国之罪”(《翁文灏日记》)。后又在招待留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席上,“斥责数年来党部工作不力,以致我方军队所到之处,不见党部人员或党员之协助或存在”(《王世杰日记》)。
    由上述国民党人自己的观察,可知抗战初期其党内政治生态和官员所作所为,不无“消极”方面,且在后来更为扩散,严重影响其领导力及政治地位。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国民党在经历抗战后,其领导力不升反降。说到底,政党的政治地位是自己通过各种方式争取民心和民众拥戴的结果,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地位变化的缘由,便植根于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