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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稳定时期的魏玛共和国经济略论(10)


    超通货膨胀是德国经济的巨大灾难。在战败和超通货膨胀的打击下,德国几乎全部丧失战前国外投资与国外财产。据安吉尔估计,大战以前德意志在国外总财产通常估计为280亿马克,殆1923年最多仅残存10—20亿马克,资本损失约等于1913年德国全部财富之1/10(71)。银行损失惨重,流动资本大为缩水,中小储户蒙受重大损失。1910/1913年德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70.9%,1925/1929年该比重上升为87.3%,1930/1934年德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更高达97.1%(72)。1913年与1925年相比,德国劳动收入在所有收入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65%,非劳动收入在所有收入中的比重从50%下降到35%。每年收入在50000马克及以上的人数从占人口比重的8.4%下降到2.8%(73)。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储蓄率低,储蓄量大为减少,资本形成率低下。银行自有资本的比例普遍偏低:1929年德国私人银行本身与外来资本的比例约为1∶10,而柏林大银行的情况更为恶化,达到1∶15,德国银行资本的脆弱和对外资的依赖,给德国经济埋下了隐患。
    第三,与相对稳定时期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与政府的政策有关。1920年代中期,德国工业掀起集中和联合浪潮。据统计,卡特尔数目1925年达到2500个,1930年则为3000个。1926年政府公布德国辛迪加化程度,其中煤矿达98%,染料96%、电气87%、造船81%,银行74%(74)。卡特尔支持合理化和自动化,但不赞同美国大规模生产降低价格,从而有利于大众消费。由于国内消费能力有限,德国不少企业往往在非消费领域寻找出路,20年代末期甚至推动大力发展军备。此外,德国商业金融界投资保守:1926年10月,国会调查显示:近2/3的上市公司的名义资本提供给15%的重工业部门(75)。1928年德国大银行青睐的投资重点依次是纺织(占银行信贷的11.8%)和食品工业(11.2%)、传统重工业(如采煤、钢、铁等占8.7%)、金属表面加工(7.6%),化学工业占3.6%、工程和汽车制造占2.9%,电子技术占2.3%(76)。金融界的短视行为不仅占用了大量稀缺的资本,迟滞了工业结构的转型,还加深了传统工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增加了失业。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政府广泛干预劳资关系,建立了强制工资仲裁制度。1920-1928年中央党党员海因里希·布劳恩斯任劳工部长期间,国家作出的裁决大多倾向于雇员。博尔夏特认为:在魏玛共和国后期,1929年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高于1913年的水平,而且高于整个经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博尔夏特的观点经过詹姆斯等人的修正,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在魏玛共和国中期,在职工人的工资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77)。1927年每小时名义工资增长了9%(扣除物价上涨,实际增长5%),而劳动生产率增长5%,1928年每小时名义工资增长12%(实际增长10%),而每小时生产率增加4.8%。以1925年作基数,到1929年每小时的工资超过了生产率增长的13.2%(78)。工人工资过高压缩了利润空间,抑制了投资,提高了商品成本,削弱了经济竞争力。
    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战前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金本位制,大战后重建的金汇兑本位制是不完全的金本位制,一战后国际金融体系进入了不稳定时期。伦敦已经失去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而纽约还无力承担领导世界经济责任。欧洲对美国的财政依赖,特别是赔偿—战债—美国贷款所形成的国际金融机制,引发了欧洲金融的动荡,加剧了魏玛共和国经济的波动,“只要华尔街有什么风吹草动,整个脆弱的结构就要倒塌下来。”(79)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