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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稳定时期的魏玛共和国经济略论(9)


    三、经济出现结构问题和局部危机的原因
    相对稳定时期,德国经济恢复和发展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失调甚至局部性危机,这主要是由德国国内和国际一些重要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
    从德国自身来看,首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停战协定和苛刻的《凡尔赛条约》有关。战争中德国死于饥饿、战争、瘟疫和生活恶化者大约630余万人。1918年整个工业比1913年下降了43%,民用工业下降了59%,农业生产下降了40—60%(54)。1918年底货币供应增长了8倍,预算赤字增长了5倍,批发价格指数水平为一战前5倍,马克贬值50%(55)。德国面临繁重的恢复任务,以农业为例,“从生化法则来看,枯竭的土地的休整,需要数年时间,而充实已经减少的牲口存栏数至少需要五年或更长的时间。”(56)
    停战协定和《凡尔赛条约》沉重打击了德国战前经济体系的主要依赖:对外贸易、工业、运输与关税体系。德国丧失了全部殖民地,须交出90%以上的商船队和海外资产(包括专利和许可证),在赔偿正式确定前承担巨量的实物赔偿,对协约国提供单方面的贸易优惠等。据统计,《凡尔赛条约》使德国丧失13.5%的战前领土、10%的人口、15%的可耕地、12%的牲畜、48%的铁矿石、15.7%的煤、63%的锌矿、24%的铅矿和冶炼厂、19%的铁、钢生产能力(包括40%的高炉设备),15%的战前生产能力被没收(57)。据凯恩斯统计,因领土减少导致德国煤炭降低6080万吨(58)。德国黑煤、铜、铅、锌、铁矿石、生铁、原钢产量等均未达到战前水平。西方学者Graham、Laursen、Pedersen认为:德国国民收入因贸易条件的恶化每年减少超过5%。有学者甚至认为:凡尔赛条约的商业条款和协约国普遍对德国商品的敌视对德国繁荣的影响超过了领土割让(59)。
    战争赔偿是“德国政府作为协约国财政代理人向德国公民征收的税收”(60)。一般认为德国政府共支付了约210亿金马克的赔偿(61)。1920年代末,德国税收大约占国民收入25%,赔偿占整个税收的10%(62)。另据统计,1920年代末,赔偿支付超过GNP3%(63)。1928-1929年德国支付的赔偿额占国家开支的12.4%,国际支付账目12.5%和国民生产总值的3.3%(64)。1929年,赔偿支付占德国出口总值17%(65)。赔偿加剧了德国财政的困难,1920年代早期,赔偿占政府赤字的1/2,1925-1931年德国国际收入支付逆差180亿马克,其中赔款占了一半以上(66)。阿尔德克拉夫特认为:赔偿对德国的影响难以估计,但协约国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将德国总的赔偿额、将每年的支付额定得太高,导致德国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第二是当这些目标半途而废的时候,却用贷款去引诱德国,造成了德国财政的不稳(67)。
    其次是通货膨胀留下的巨大后遗症。1920-1922年,由于通膨导致企业债务减少;工资、薪俸、租税、原材料价格的增加滞后于批发价格的提升,公司利润的增加;制造业恢复、补偿性需求的扩张;消费和国内外贸易的活跃;大企业较易获得便宜的信贷等,德国一度出现了通膨“繁荣”。以1928年工业生产总指数为100,1919年该指数跌至37.0,1920-1922年,工业生产总指数分别达到54.0、65.0和70.0(68)。新企业纷纷建立,特别是在煤、铁、钢生产中最为显著,甚至涌现如斯汀纳斯康采恩这样庞大的垄断巨头。但通膨时期建立的企业多局限在传统工业部门,不少设备落后、效率低下,难以适应现代标准化大生产。随着通货稳定和国内外市场的萎缩,不久即面临过剩危机。从1925年中到1927年申请破产的有30 000家企业,与此同时,自愿停业的企业数超过了新建企业数几乎达到20 000家(69)。1920-1922年的通膨“繁荣”并没有显著提升德国经济的长远实力(70)。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