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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战争后的北约及其战略动态研究(2)


    二北约在利比亚军事干预中的战略新动态
    “冷战结束后,代表受迫害的少数派的第三方干预,已成为一个争论频仍、充满矛盾的主题,当然,干预并无新意,只是干预环境激发出一种新利益在其中。”[5]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就属于后冷战时期一种特殊的第三方干预,其理论基础源于世纪之交北约的战略调整。1991年11月,在罗马峰会上,北约将反击“恐怖主义、大规模武器扩散、失败国家”设定为新战略目标,提出在北大西洋区域以外地区实施域外干预和预防性打击等设想。1999年4月,北约在华盛顿首脑会议上通过“面向21世纪新战略”,重中其战略新目标:即按《北大两洋公约》的要求,有效制止冲突,积极参与危机处置,对危机做出回应……控制、裁减常规武器与核武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②2010年11月,北约在里斯本首脑会议上再次强调多种潜在的非常规性威胁,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网络袭击、导弹攻击等,北约将保持并发展多种防御能力。以应对可能遭遇的任何安全威胁。由此可见,后冷战时期北约新战略目标与应对战略更加具体,行动步调也愈加清晰:同样,北约施用于军事干预的心理边际效应不断减弱,其门槛持续降低,但现实威慑力日趋加强。
    世纪之交,北约在12年间发动了三次火规模军事干预,从1999年3月轰炸科索沃,到2003年8月介入阿富汗战争,再到2011年3月对利比亚实施军事干预,北约的新战略动态尽显无疑,尤其在利比亚战争中表现最明显。总体而言,北约军事干预中所展示的战略新动态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首先,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突破了其传统战略界限,显现出“大战略”思维,这种“大战略”思维包括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集体防御安全原则、预防性干预方针、整体社会治理主张等,在军事干预行动中则强调将自身的资源与行动同国际社会的资源与行动相结合,既强调北约在域外干预行动中的主导地位,又强调联合国的授权,以便获得充分的国际法理基础:既强调北约在域外干预中的自主性,又强调北约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展开合作、与非盟和阿盟等区域组织展开合作、与全球伙伴国展开合作;既强调军事干预的政治与社会目标,义强调军事打击手段。为此,在其军事干预中,北约增加了在长时段和大空间理念下整合地区秩序、重组区域力量的思考。尽管两方国家与利比亚在历史上积怨颇深,在宗教信仰、政治理念、区域角色等方面矛盾尖锐,而且西方一直将利比亚视为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北约此次对利比亚发动的军事干预,绝不是简单地清算历史旧账,而是立足于从根本上重塑北非和西亚地区秩序,完成自冷战时期北约就一直渴望实施的区域政治与安全格局调整。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与后冷战时期北约的一系列域外干预紧紧相连,甚至还与未来北约对北非和西亚其他国家的干预密切相关。
    北约从其对科索沃、阿富汗等军事干预中已经深刻体会到,单凭军事手段无法达到北约所希冀的效果,而且还有可能造成新的麻烦,要想在北非与西亚这样政治、安全、文化状况比较复杂的地区重建完整、有序的政治与安全秩序,北约必须运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多种方式,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着眼构建新秩序。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集中体现了这一思考。“利比亚需要通过构建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而开始其新生活”,“利比亚社会与政府缺乏内聚力,阻碍其转向可预见的民主,利比亚必须首先恢复安全,并引入法律与秩序,这些在卡扎菲统治时期缺失了几十年”。[6]北约为此提出“综合政治方针”,强调采取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外交与内政相结合、军事与民用相结合、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式,重塑利比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在利比亚确立能与西方国家接轨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将利比亚完整纳入北约改造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战略中来。
    其次,针对世界范围内不断涌现的“非对称性威胁”,北约竭力谋求改变其集体防御政策中行动被动、态度保守、目标有限等缺陷,大肆推进“非接触性战争政策”,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就是该政策的一次重大展示。北约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所运用的“智能型作战”,例如空中打击、定点消除、心理战、宣传战、网络电子战等新型作战手段,从多个方面削弱了卡扎菲的统治基础,削弱了利比亚民众的抵抗士气。“非接触性战争政策”直接体现了当前北约的综合实力、战略地位、政治心态与行动方向,也体现了北约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的战略意图。从利比亚战争的全程看,北约在战略、战法、战术以及战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除去利比亚政府军与非政府武装长期地面作战外,北约几乎控制了整个战争进程,战争形势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北约甚至用不着出动地面武装,就轻易地赢得了胜利。正如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9月12日在纽约会见“利比亚之友”时提到的:“我们的作战行动是成功的,盟国与伙伴国同样做出了贡献,即在很短时间内实施复杂作战行动、执行我们所承诺的任务、以最大限度的军事专业精神避免伤害利比亚人民和基础设施。”③
    对北约来说“非接触性战争政策”既是一种新作战方式,又是一种外交手段。“空中力最可以履行一系列外交使命,这些使命均建立在其安全合作的战略中。”“空中外交就是为了保卫国家利益,非动态地运用空中力最,这是一种互补性的能力,用上述话说,就是空中外交能将许多在很广范围内的软实力,融合到一种比较宽泛的国家外交中。”[4]“非接触性战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有效确保了北约能将利比亚战争限定在有限战争的范围内,阻遏了战争波及甚至危害北非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为期六个多月的空中打击中,北约准确设定了战争目标,选择性使用作战方式,对其空中打击对象实施特别甄别与遴选,即使反政府武装的地而作战目标,也须得到北约的首肯和支持。北约对利比亚有限、有力的军事干预,自始至终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得到非盟和阿盟的一致支持,这使北约既可以充分利用其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优势,又避免了常规战争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与政治风险,使自身获得灵活而广阔的政治与外交空间。
    第三,鉴于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与安全处于相对无序状态,北约最大限度延伸了其政治与安全责任,提出了“无边界集体防御原则”,在具体做法上强调“巧防御”。对北约来说,“无边界集体防御原则”极大地扩展和深化了《北大西洋公约》第四条款和第五条款,不仅使北约集体防御范丽实现重大突破,而且还使北约的防御政策、态度与方式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该原则的指导下,北约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发展伙伴国家,大肆推进北约扩张,选择性实施域外干预……尽管北约否认自身正在由区域性组织向国际组织过渡,但事实却是北约在全世界越来越频繁地承担了超越北大西洋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任务,越来越多地准备或者着手实施域外干预。此外,北约已经连续多次实施东扩,其成员国达到28个,势力范围遍布大部分欧洲,还通过各种合作倡议、联合计划等,将其触角伸向北非、地中海、亚得里亚海等地区,进而使北约的伙伴国家遍布全世界。北约的“无边界集体防御原则”兼具政治与安全双重属性,北约所认定的集体防御绝不止步于安全领域,同样也存在于政治领域,甚至后冷战时期的集体安全主张,也绝非传统意义上的防守安全,而是强调主动型政治行动与预防型安全实践,即北约为了实现集体安全和共同政治目标,可以实施具有预防性质的军事干预。
    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于预,与此前北约对科索沃、阿富汗的军事干预在性质、目标、手法等方面完全一致,都属于北约在“无边界集体防御原则”指导下的域外干预行动。虽然利比亚远离北大西洋区域,而且也并不是北非与两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的中心,但是利比亚在伊斯兰社会、阿拉伯国家的地位非常特殊,并且与西方国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对利比亚用兵并非是北约的最终目标,北约的真正口标是在利比亚建立一种西方主导的政治与安全秩序,确立一种西方化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以此扩张北约关于建立西方政治共同体的理念。因此,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称得上是北约将其政治、军事与外交影响楔入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重大步骤。对北约来说,此举既不是北约军事干预的起点,也不是其终点。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