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经济与布罗代尔的现实情怀(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5:11:02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 赖国栋 参加讨论
二、事件的选择 1572年成了法国乃至欧洲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因为造成王国传统断裂的“圣巴托罗缪惨案”就发生在这一年。《地中海》中译本全书近2000页，却未提及这一惨案，尽管它发生在菲利普二世在位时的中期，且它对于法兰西来说是一件大事。既然如此，就得思考布罗代尔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件惨案。是没有足够的历史记载支撑布罗代尔对“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叙述吗？还是发生在16世纪的这场屠杀不够惨烈？这些并非布罗代尔不记载此惨案的原因。他在《法兰西的特性》中谈到了拒绝的原因，他“并不是要缩小宗教战争的影响”，而是就个人而言，“对这些内战深恶痛绝”。③布罗代尔是将现在作为他的考察起点，在考量了整个地中海的过去和法兰西的现在的基础上，在考量了数以百万计的死亡之后，才更新为没有“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地中海史。在布罗代尔看来，真正的死亡是那些可以化为缓慢变化甚至“几乎不动的”历史事件，而无关于当时的死亡率和死者的国籍。 为了服务于他的长时段，布罗代尔遗忘了“圣巴托罗缪惨案”，将能够服务于短时段的“惨案”忘记了。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指责布罗代尔忘记了事件，忘记了“惨案”，因为诺拉的“事件的回归”早已经向我们表明“那些与结构有关并由结构促成，可引发创新的能指事件”在真正的现代历史科学中的重要性。[15]事件并非像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只是“海面上的浪花”。“圣巴托罗缪惨案”也不是所谓的“浪花”，而是使法兰西再次分崩离析的大事件。 遗忘、选择事件在建构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勒南就指出： 遗忘行为——我是说历史上的错误——在民族创建上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历史研究的推进对民族来说通常具有威胁。事实上，历史研究通常揭露了那些发生在政治体初创时期的暴力事件，即使它们的结果是有益的。[16] 在勒南看来，有必要维护民族共同体，提倡共同记忆和共同生活的愿望。勒南在1882年3月11日巴黎大学的讲座《何谓民族》中还提到：“每一个法兰西公民都必须已经遗忘了圣巴托罗缪惨案，还有13世纪南方的屠杀事件。”④布罗代尔和勒南都试图遗忘“圣巴托罗缪惨案”，以构建法兰西的民族统一性。对现在来说，“要忘记”的出发点在于寻找一种新的认同。也就是说，这种试图忘记令人悲痛的死亡(包括暗杀、处决、战争和大屠杀等)都要求我们以现在为中心，从不愿承认的阶段到情绪激动的阶段，最终抵达新的自我-世界阶段。勒南排除杀戮者和被杀戮者，是为了保证“准确地”建构出他心中所设想的民族谱系，同时也是就普法战争战败后面临的阿尔萨斯问题而提出解决方案，从而维护法兰西文化记忆的基础。因此，勒南提到要遗忘“圣巴托罗缪惨案”和“13世纪南方的屠杀事件”，而不提“1871年巴黎公社”。布罗代尔则强调民族特性应该以民族统一为条件，“坚持不懈地与其他民族对抗”从而完成民族团结才是值得关注的。反观布罗代尔和勒南抹杀法国史中的暴力记忆的做法，可谓崇尚二次暴力，也算是一种暴力行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