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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组织对苏联能源设备禁运政策的缘起与影响(3)


    三、北约组织对苏联能源设备禁运政策的影响
    评价北约组织对苏联能源设备禁运政策的影响问题,在认识方法上,应当注重从近期影响和长期影响这两个层面进行观察。
    毋庸讳言,北约组织对苏联禁运大口径输油钢管以及相关输油管线设备的政策,获得了一定的成效。“友谊线”直到1966年才建成并投入使用,比原定计划推迟了整整一年时间。(46)北约组织对苏联能源设备的禁运,也一直持续到1966年。这次禁运,暂时阻遏了西欧国家与苏联贸易关系特别是能源贸易发展的势头。在这期间,西欧国家对苏出口贸易普遍呈现下降态势。特别是联邦德国与苏联的贸易关系所受影响最为深刻。战后以来,联邦德国向苏联的出口第一次下降、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47)
    北约组织对苏联禁运能源设备,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美国政府关于西方集体安全利益高于西方各国的国家利益、军事战略利益重于经济利益的思维方式。这次禁运,是在相继出现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美苏关系空前尖锐时期酝酿并付诸实施的。在北约组织对苏联实施能源设备禁运期间,美国多次试图将大口径输油钢管和油轮重新纳入巴黎统筹委员会国际管制清单,无不遭到英国政府的抵制。(48)从长期来看,只要西欧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对廉价石油的需求,只要苏联政府继续坚持能源发展战略和以石油换取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的基本政策,西欧国家与苏联之间的能源贸易势必重新发展起来。西方各国国家利益与西方集团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西欧各国与美国之间的政策冲突势必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自从进入缓和时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集中在出卖高级机械设备和高新技术领域。当西方国家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又因为债务危机被迫陷入停滞之时,刚刚开始对外开放的共产党国家市场特别是苏联市场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苏联引进的高新技术当中,34%来自联邦德国,17%来自日本。苏联进口的机械设备当中,29%来自联邦德国,20%来自于日本。(49)与此同时,伴随着中东石油危机,西欧国家纷纷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增加天然气的消费量,苏联对西欧的天然气供应量逐步增加。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与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西欧六国谈判铺设西伯利亚天然气输送管线问题。苏联方面建议:以西伯利亚乌日戈罗伊油田为起点,直至联邦德国境内,与西欧天然气输送管线网相连接,全长6,000公里;由西欧六国财团提供130亿美元低息贷款,用于苏联向西欧国家购买天然气输送设备和技术。(50)这场谈判是在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关系再度恶化的国际政治环境中进行的。里根政府认为,能源贸易在苏联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苏联全部外汇收入的50%来自能源贸易。按照1981年的石油价格,西伯利亚天然气贸易能使苏联政府每年获得150亿-19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苏联政府很可能利用这些外汇去购买“支撑其工业基础和军事机器”的西方先进技术。在经济上,使西欧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严重依赖苏联的能源。在政治上,助长西欧国家领导人向苏联妥协的倾向。因此,美国决定推动巴黎统筹委员会强化对苏联转让高新技术的限制,阻止西欧国家与苏联能源贸易的发展态势。(51)这种变化表明,北约组织对苏联能源设备的禁运,开创了美国政府利用国际防务机制实施对苏经济遏制战略的先例。同时,它又是冷战时期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史上的特例。
    倘若将20世纪60年代北约组织对苏联禁运大口径输油钢管和相关输油管线设备与20世纪80年代巴黎统筹委员会强化对苏联转让高新技术的限制相比,二者既有许多共性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谓“共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其赖以产生的国际政治环境来看,二者都出现在美苏关系极度恶化时期;从追求的政策目标上来看,二者都追求避免形成西欧国家依赖苏联能源的局势、尽可能降低能源贸易对苏联外汇收入和军事力量增长的支撑作用,以此迫使苏联调整对外政策;从美国与西方盟国关系的发展趋势上来看,美国与西方盟国之间在东西方能源贸易政策领域的分歧并没有导致西方国家关系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这些“共性”,昭示了冷战时期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苏联实施能源技术设备禁运政策出现的国际政治条件、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东西方能源贸易管制政策领域的共同利益所在、美国东西方能源贸易管制政策对西方盟国关系影响的程度。所谓“差异”,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政府对西欧国家能源问题的理解程度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北约组织对苏联能源设备实施禁运期间,美国政府还没有从整体上思考解决西欧各国能源问题,只是针对不同国家提出处理办法。例如,对意大利,1963年3月,美国政府提议,在未来五年内由艾索石油公司向意大利提供8,000万桶原油。(52)对英国,美国试图从南达拉莫钢铁公司购买1万吨20英寸输油钢管,以阻止该公司签署向苏联出口12万吨输油钢管的合同。(53)对联邦德国,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补偿措施。(54)在20世纪80年代对苏联实施制裁期间,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深刻地认识到,“西方盟国面临着比美国更加严重的能源问题”,“西方盟国在寻求辅助和多种能源供应渠道方面有正当的迫切的利益”。要改变西方国家对苏联能源的依赖关系,美国就必须帮助西欧国家开发替代能源。为此,美国政府推动挪威、英国、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扩大油气生产能力,增加对西欧大陆国家的出口,与联邦德国、法国、荷兰磋商提高油气运输能力和储存能力等问题,甚至考虑以美国的煤炭作为替代来源。(55)
    其次,美国政府对苏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与对中国大陆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同步进行。在北约组织对苏联禁运能源设备期间,美国政府对苏联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集中体现在美国政府放开农产品对苏联的出口限制。(56)而在这次对苏联能源技术设备的禁运过程中,美国对苏联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波及美国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全局。1978年,卡特政府决定对向苏联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技术设备实行许可证制度。(57)1980年1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提高对苏联的出口管制水准,“按照逐项审查原则”处理对苏联的出口管制事务。(58)1981年12月29日,里根政府宣布,禁止美国企业向苏联出口石油天然气技术设备。1982年6月18日,里根政府又将这项禁令扩大到美国在西欧的子公司和持有美国公司许可证的西欧各国公司所生产的设备,违反禁令者将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受到处罚。与此同时,里根政府宣布对苏联实行“无例外政策”,即美国不再考虑向巴黎统筹委员会提出输出巴黎统筹委员会国际管制清单内物品的“例外”申请,此种“无例外政策”只适用于苏联,直到1989年5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3个月以后,才由布什政府宣布撤销。(59)与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截然相反,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水平大幅度缓和。从根本上来说,这源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利益和需要。1980年4月,美国政府将中国从“Y”组中分离出来,单独列为“P”组,在这一类别中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一变动的实质是,取消了向中国出口具有双重用途物资和非军事装备的限制。1984年,美国政府又将中国改列入“V”组,与西欧、日本等国家同等对待。凡是美国向北约组织成员国和日本出口的物资和高新技术,都可以按照“例外程序”向中国出口。这就是所谓“中国绿区”或“中国绿线”制度。1985-1987年间,美国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先后同意解除32种高新技术对华转让限制。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1982-1987年间,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大陆出口的许可证数量和价值如下:1982年,2020件/5亿美元;1983年,2834件/9亿3200万美元;1984年,4443件/20亿美元;1985年,8637件/55亿美元;1986年,6157件/34亿美元;1987年,5777件/23亿美元。(60)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