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字化、认知与记忆(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31 《江海学刊》 杨庆峰 参加讨论
历史事实的数字化 如果借助保罗·利科的书写的历史与非书写的历史进行区分，历史事实会变得更为清楚。历史事实可以区分为“书写的事实”与“非书写的事实”。书写的事实如档案馆里的档案文件、证言等等。“书写构成了档案馆中存储的主要物质材料。”④非书写的事实如“罐子、工具、硬币、绘画或者雕塑、葬礼物品、建筑遗址等等”⑤。但是，利科并没有将历史流传下来的活动纳入，比如祭祀、赛龙舟等。这些因素纳入到书写和非书写中都存在问题，因为书写的事实与非书写的事实是文字或者器物，但是“活动”是一种独特的、体验的、情境的、地方的形式，它将书写的、非书写的两类事实作为因素整合起来，此外，还具有一种增强历史意义的作用。因此，历史事实的表达形式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文字符号、图像为主的文献材料(书写证言)，用具器物为主要形式的历史器物及其场所(非书写证言)，人类活动为主要形式的各种仪式活动。 在历史研究领域，文本有着非常重要的优先性。这因为过去的事实已经无法为当代人亲历，所以间接的文字记载就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媒介。这种记载或者是以文字的形式或者以图像的形式存在。20世纪之前是文字形式为主。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在谈到历史事实的时候指出：“但是由于这些事件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史学家也就不可能直接与事件本身打交道。他所接触的仅仅是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简单说来，他接触的不是事件，而是证明曾经发生过这一事实的有关记载。当我们真正严肃地考虑这些铁的事实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仅是一份证实发生过某个事件的材料。”⑥“材料”就是文本记载的文献。如果从媒介角度看，就有了媒介自身的变化，比如从羊皮、绢布、石头、纸张等传统媒介到网络、网页等数字媒介的变化。所以，当前的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到数字技术成为新的文献来源，比如数字社交媒体(Eivind Rossaak)、网页(Ian Milligan)、网络(Yvan Combeau)，都是从文字符号的角度而言。但这种理解更多的是从文字符号角度而得到的结果。事实上，在历史领域，还有图像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实来源。20世纪之后随着摄影技术、数字成像技术的出现，产生了大量的历史图像。由于技术发展的局限，图像的意义被等同于文字符号，因为图像多以文字的附属物出现，甚至被看成是另一种符号形式。但是，随着照相技术、数字成像技术的发展，新型图像形式具有完全不同于符号的特征，它们的出现和发展将改变历史领域内符号优于图像的状况，从而带动图像成为历史事实的来源之一。而当历史研究中为文字符号所遮蔽的图像显示出其后劲时，沉浸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会成为新的历史经验的来源形式。 除了文字符号与图像之外，器物也是与过去事实密切相关的因素。如果说符号是过去的表征，那么器物具有独特的特性：作为过去事实的内在因素被保留下来，甚至可以说，过去通过器物得以进入到当下。器物自身的独特性使得其能够在合适的条件下保存很长时间。但这一点被文字优先性所遮蔽。幸运的是，我们从一些历史学家那里看到了器物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德国历史学家吕森(Joern Ruesen)认为：“产生历史知识的专业性学术实践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把过去的回忆当做历史，在符号秩序中再现过去、引导文化生命力的定位等这些文化实践；这些文化的实践不仅在人文学科中产生了巨大的兴趣，甚至在公共生活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回忆录、纪念碑、周年纪念以及其他与集体记忆有关的习俗和庆典在公共生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⑦吕森的理解中，“纪念碑”这一古代器物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可以将纪念碑看做是对某些事迹、某些人物活动的记录，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毕竟是器物，它有着不同于文字符号的地方。通过纪念碑这样的形式感受某种历史记忆所产生的后果要甚于文字记载这样的形式。通过它更容易产生一种崇敬感，而这样的感觉更多的是来自于某种材料所制成的器物。与“器物”有关的还包括与物有关的环境、空间和场所。 此外，活动作为一种形式，更多的是与人的活动有关，这是情境化的、活生生的活动。不同于文字符号，活动的延续无法保留其原样，只能通过不同时代的人通过自身的诠释和理解将活动延续下来，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比如赛龙舟、祭奠先祖等活动，这些都需要切身的参与才能够获得体验，而这是完全不同于文字符号所产生的体验。 当我们从这三个层面把握历史事实之后，历史事实的数字化就变得清楚了。所以，“书写的事实”的数字化主要是将改变书写符号的存储介质、获取方式和流通方式。存储介质可能从纸张转化为电子屏；获取途径从档案馆转为网络、网页、社交媒体等方式；流通方式可能在网上变得更加自由和容易共享。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数字化意味着将历史事实转为数字信息存储起来。从根本上看，这的确是在构建历史数字数据库(Tom Dublin)。历史学家更多的是将各种文字符号、历史图像、历史器物和庆典活动转换为数字形式存储起来。比如将原始的文献典籍转化为pdf等格式，这将有助于历史文献的网络传播、共享与管理，而且也有助于研究者的研究。从pdf格式中，我可以借助搜索工具搜索某一个关键词，从而进行某种相关性研究。可以将历史图像转化为数字图像，以便更好地进行图像研究。针对“非书写的事实”如器物与活动，可以通过摄影和摄像的方式加以拍照记录，从而真实地再现某些物品和场景。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再现的复制。数字文本是对文献文本、历史图像的复制，只是存储媒介发生了变化，保持时间可以较为长久一些，但是对于文字、图像、器物、活动本身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此外，对历史器物的处理也可以如此，比如通过进行全方位数字拍照，从而将物以数字图像的方式保存下来。还有各种活动形式，通过视频加以拍摄，从而保留了原有的资料，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其再现出来。 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数字化只是针对事实而言，完全忽略了“书写的事实”与“非书写事实”的内在统一部分：主体。柏拉图强调书写文字丧失了灵魂，而只是图像。“你认为活的文字词语拥有灵魂，而书写文字只是图像而已。”⑧后来德里达从主体角度阐述了书写文字的局限性。“当主体不在场时，语言的生动性、抑扬顿挫和语调便消失在概念中。”⑨“语言的生动性、抑扬顿挫和语调”就完全被遮蔽了。此外，还有器物，而这些器物更直接地含有历史时期人物活动的影子；也会遮蔽某些传承下来的活动，而这些活动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历史主体活动时的体验状态。对这些因素进行数字化则会遇到新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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