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字化、认知与记忆(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09 《江海学刊》 杨庆峰 参加讨论
数字化的限度 不可数字化意味着数字化的限度。它应该是基于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来自数字技术自身的局限，另一方面来自事情本身如历史、社会等等。数字技术的局限容易理解，比如在整个数字技术体系中，在未来会存在问题的方面至少表现为：(1)数字存储容量会出现问题。届时数据本身会超越存储容器，甚至让容器爆裂，所以未来的数字技术要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尤其是在物理存储容量有限的情况下。(2)对象呈现技术。目前的对象呈现技术处于简单的可视化层次，比如借助计算机软件生成可视化图表、图形和图示，虚拟成像将成为未来的一个方向，如何让对象全息成像、虚拟成像就成为技术上的局限。(3)交互技术。成像技术所表达的不仅仅是直观，还有真实，在某种意义上，成像技术也可以成为知识的来源。在追求真实的路上，交互成为必不可少的根据和要求。那种切身的真实感就基于交互而完成的。技术方面的局限是当前的，是可以借助技术手段解决的。 当我们将数字技术当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可数字化与不可数字化——澄清出来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数字化与不可数字化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两种常见的理解是：(1)按照分析哲学的方法在可数字化与不可数字化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其关系非此即彼。如果按照分析的方法，这样的理解是有意义的，可数字化与不可数字化是相对的，当排除了不可数字化之物，剩余的就是可数字化之物。但是，这种理解对于我们把握诸如历史学科中的事实与意义的问题并没有太大价值。20世纪60年代左右，历史哲学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有效性。这一问题所指的就是历史事实与历史意义的划分。事实是可以数字化的，而意义是无法数字化的。所以面对的真正问题是：事实与意义之间划分的无效性。事实之所以是事实与意义无法分开。所以按照分析的方法，这样的划分是无从立足的。如果基于这样的划分，那么也最终会面临科学哲学中观察与理论两个自足大厦的倾塌，奎因让我们看到：观察渗透着理论，不存在无理论前见的观察行为。所以，对于可数字化的与不可数字化的无法从分析哲学的立场中获得任何帮助。(2)根据符号学方法将可数字化的和不可数字化的看做是类似于符号的两面性。在符号学的分析中，符号通常通过硬币或者纸张的比喻来理解，硬币通常有两面，纸张也有正反两面。如此，可数字化的和不可数字化的就是这样的关系，成为对象不可或缺的构成。这样的理解相比分析哲学方法更加隐蔽。但是这一理解并没有真正解决二者的关系问题。反观符号学，二者之间的关联陷入到了任意关联的泥坑中，或者是个体心理任意行为或者社会任意行为。如果按照符号学的逻辑，必然会让可数字化之物与不可数字化之物面对这样的关联，一种任意联结的结果。这显然是会扰乱对象本身的理解。 根本的限度是内在的。当我们澄清了可数字化的与不可数字化的关系时，这样的限度就开始变得明显起来。历史事件的可数字化如何理解？当我们面对一个与历史事件的相关文本和器物，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再现一个虚拟的历史事实，比如将文本虚拟化，如档案资料都可以数字化，放到网络上让更多人观看和学习；可以将器物数字化，不仅可以将器物本身虚拟化展示，甚至可以将器物的原理虚拟化展示。所以，历史物的数字化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不仅是对现存物，甚至可以针对缺席物；不仅可以针对完好的物，也可以针对残缺物。所以，在历史物中，可见的部分可以数字化，不可见的部分也可以数字化，因为它曾经存在过，曾经有过经验记载。 那么，如何理解历史不可数字化之物？当从历史现象学视角看，不可数字化之物开始显现出来。在历史体验中，历史对象得以构成。以事实出现的历史对象及其表征物可以数字化，但是构成性的历史体验无法被数字化。此外，当我们面对历史语境中的书写文字时，柏拉图的洞见开始发挥作用：文字对于记忆没有任何帮助，只是对于回想有用。“你的发现只会在学习者的灵魂中创造遗忘，因为他们不再使用他们的记忆力；他们将信任外在的书写字母，而不是记住它们。你所创造的东西不是记忆的帮助，而只是回想的帮助。”(19)所以，当我们数字化这些历史文字的时候，无法数字化背后的记忆体验。借助后来利科与吕森提供的洞见：记忆体验是无法数字化的。因为记忆主体如果是历史的人，那么历史的人早已无法存在，即便是通过物加以留存，那么这种消失是必然的，所以，已经消失的历史主体的无法数字化必然导致历史意义的无法数字化。按照显现说，被显现物是可以数字化的，但是显现物如何数字化将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所以，数字化的根据就在于不可数字化。记忆构成对象，记忆外化为事实。所以，记忆体验是历史的根基所在。“对于我们，历史乃是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我们谙熟的，而且我们也是从那里生活过来的。倘若我们不想把自己消失在虚无迷惘之乡，而要为人性争得一席地位，那么这种对历史的回忆便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20) 历史数字化的意义何在？历史数字化吻合历史从认知策略转向记忆策略这一趋势，并且促成这一趋势形成。吕森阐明了历史研究正在经历从认知策略过渡到记忆策略的变化，他指出，历史研究已经失去了其基本的认知原则，而记忆原则开始成为塑造人类认同、指导人类活动的原则。记忆话语的出现正在瓦解“历史学的认知结构”。法国历史学家利科更是为这一转向奠定了形而上的根基：“历史不是发端于档案，而是证言。”(21)历史事实的基础在于历史体验，而历史体验最核心的是记忆体验。由此，记忆表现为历史的根基所在，历史事实可以看做是“记忆的外化”。 数字技术的出现能否促成第三代历史哲学的范式的出现？答案是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把第三种范式理解成“思辨范式的复兴”，这一表述不是很恰当，这似乎是黑格尔辩证逻辑在历史哲学领域中的表现，由于其形式空洞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我们更愿意从“数字范式”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变化。在传统的历史哲学中，思辨范式、分析范式的确立基础是思辨、分析，都属于方法层面。而数字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合理的方法。既然是一种合理化的方法，成为范式表达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基础了。所以，历史数字化所带来的是记忆的复活，而这恰恰吻合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变化：一种基于体验的变化。而在数字时代，记忆发生了什么？理清这个问题有助于理解这一变化。 注释： ①A.Souter,etc.edited,Oxford-Latin Diction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799. ②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72页。 ③“信息技术”主要偏重信息内容的管理与处理。“大数据技术”实际上是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更进一步发展，而且偏重管理、经济、金融领域。“数字技术”除了上述含义之外，还有更深的形而上学含义：其一是与毕达哥拉斯的数字理念相关；其二是与身体体验密切相关。 ④⑤(10)(12)(13)(14)(21)Paul Ricoeur,Memory,History and Forgetting,translated by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168,p.170,p.169,p.166,p.178,p.178,p.147. ⑥⑦(16)(18)(20)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现代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71、76、11、51页。 ⑧(19)Trwin Edman,selected and edited,The Works of Plato,The Modern Library,1956,p.324,p.323. ⑨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页。 (11)Alessia Ghezzi,etc,eds.The Ethics of Memory in a Digital Age——Interrogat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Palgrave macmillan,2014,p.12. (15)需要澄清的是，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文字的出现不利于记忆，它仅仅是一些图像，但有利于回想。所以，口语到文字的过程是记忆丧失的过程。利科描述的从口语到文字的转变是记忆的外化过程。但是，基于这两种观点都可以得出：历史研究的基点是与口语、文字相关的记忆体验。事实上，柏拉图所说的记忆是指意识的能力或回想的行为，所以当书写文字出现以后，这种能力自然会受到削弱；而利科所说的记忆是指内容的保存，书写文字的出现相比口语能够更好地保存内容、信息，保存的方式也从大脑、内在转移到外在。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从能力或者行为看，历史与这种能力没有关系，因为斯人已逝；唯独与内容有关系，被记住的内容构成了过去，书写文字就成为过去内容的表征。“记忆是历史的起点”这一观点主要是从内容而言，也就是符合利科的观点。但是当前口述历史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弥补了这块缺陷或者说从体验角度论证了这一观点。 (17)A.Souter,etc.edited.Oxford-Latin Dictionary,Oxford Universicy Press,1968,pp.1096～1097. （原文刊于《江海学刊》201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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