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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原互动:明清秦岭北麓经济发展与市镇体系的形成(4)


    四、结语——山原互动型市镇体系的形成
    从以上对明清秦岭北麓州县自然地理、政区划分、经济类型与市场体系的分析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由于本区域在地貌条件上的特殊性,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地方经济类型。在中国传统时期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地方发展模式当中,本地资源丰富,生产条件好,加之明清时期本区域在汉唐都城经济没落几百年以后,又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开发时期,山区资源的开采以及方便的运路,都为本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市镇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
    就本地市镇成长的历史来讲,其发展进程与关中地区其他地方基本同步,但就市镇规模上来讲,明显较渭北高原、关中内陆州县更加发达。集市的开市频率明显高于内陆州县。以关中地区的同州府为例,清代时期,同州府的集镇市场的开市周期大多以旬二日集为主,光绪年间蒲城县共有市集19处,其中“旬二日”集的市场有11处,占全部集市总数的58%[41]卷之二《市镇》。清末澄城县共有市集15处,其中亦有7处为“旬二日”集,仅列表于后(参表7),可以看出,旬二日集占全县集市总数的47%左右[42]卷之四《市镇》。但是秦岭北麓这些州县形成常市的市镇却非常普遍,市镇固定商铺数量也高于其他周围地区,这是山原互动型市镇发展的重要特征。
    
    就市镇体系来讲,一方面受地貌约束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受本地行政区划的限制也很突出。各县从南北纵向来说,南部山区明显依赖于北部原区提供广阔的市场平台,北部原区的市镇体系又依靠南部山区提供充足的货源供应,形成一种互动。这样形成的市场体系,往往层级发达,各层级市场关系清晰,但就市镇的空间分布来说,却明显形成一种相对集中的态势。最典型的要数华州、华阴、户县、周至等县,这些州县的市镇基本集中于县内原区,越接近山内,市镇数量明显减少。各县市场结构受行政区划的影响也非常明显,以山川形便的行政区划原则,自然形成市场的内部封闭性,因此,在秦岭北麓各县市镇中,商业往来往往以东西向为主,南北联系并不紧密,渭水作为天然屏障形成市场的南北界线,虽然关中盆地属渭河平原地貌,在施坚雅的九大流域区划分当中,属西北流域区最主要的中心地带[1]242-297,但却无法形成如其所描述的几何形市场区。渭河南北各成体系,如清后期凤翔府岐山县的蔡家镇与高店镇,直线距离非常之近,各居渭河南北,遥相呼应,这样的一种市镇分布格局在渭河两岸比较突出。[43]235因此,至少在秦岭北麓各县区内无法形成分布均匀、层次清晰的市场体系,这种地貌与行政区划的约束显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当然,这种山原格局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均会形成以上市场结构,还需更多的案例实证。
    注释:
    ①范毅军《明代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史语所集刊》75本第1分册);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史语所集刊》73本第3分册);樊铧《民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陕西同官县的个案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张萍《黄土高原原梁区商业集镇的发展及地域结构分析——以清代宜川县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谢湜《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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