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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与江南城镇格局演变(2)


    
    近代江南,继上海、宁波开埠后,又有镇江、苏州、杭州和南京先后开埠,对外通商。
    镇江,扼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会的要冲,是江南经长江和京杭大运河通往苏北地区乃至长江以北更广大地区的主要中转地。这里也是长江沿线各地商船循长江、运河赴苏州的必经要道,“系苏州门户”(28)。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镇江和九江、汉口等被辟为通商口岸。其“城周九里,临大江与运河会合之口,为南北通津。1858年,《天津条约》开为商埠,商场在城西银台山下。银台山下沿江一带,1860年划为英国租界”(29)。
    自辟为商埠,“大量的布匹、糖和金属系由轮船运往镇江在那里分运,因为镇江具有通往南北水路以及长江河流的有利条件”(30)。1890年镇江海关资料载:其“外洋贸易进口洋货,并非由外洋径行来镇,均由上海转运而来,与沿海之贸易相似”;其“出口土货,亦非由本口径行运往外洋,如金针菜、药材、丝、鸡毛、鸭毛等类,由上海转运者居多”(31)。
    1896年英国驻沪领事指出,经由镇江转运的进口货销售区域,是地处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广大地区。镇江的海关统计资料亦显示,“鲁南起码黄河北道(1855年后)和运河相交接的地方,处于镇江集货区之内”(32)。1900年《江南商务报》亦载:“凡由镇江购运洋货之处,以江北及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水路近便者居多,镇江为该水路之总口,水路指运河而言,可通江北、山东等处,若往安徽、河南两省,则清江浦过洪泽湖及淮河一带均属一水可达。”(33)
    经由镇江的中转,长江三角洲苏北地区的扬州、江都等地与上海的航运网络沟通。“江都为鱼米之乡,轮船、火车通行,贩运沪上,而本地之水产入市者转日见少且贵”。1899年,“扬州钱铺殷实可靠者不过数家,市上现银时虑不敷周转,全赖上海、镇江、汉口等处通融挹注”。扬州城内蛋品加工厂的产品,亦都装运上海出口(34)。镇江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因此格外重要。自1858年开埠通商后,成为中外轮船经停的要口,据1891年镇江海关资料载:“轮船进口之次数、吨数皆比去年加增。本年计1186次,计1266000余吨;上年计1165次,计1153000余吨;本年计多21次,计多112000余吨。”“查本年旅客往来本口者,洋人来者计200余人,往者计100余人。华人来者计73000余人,往者计60500余人。”(35)
    一些可靠泊长江大、中型轮船的栈桥码头陆续在镇江兴建。1900年,上海鸿安轮船公司在镇江设置了轮船码头,趸船名“平安号”。同年,德商美最时公司和英商华昌轮船公司分别在运河入江口门东西两边建造码头,置泊趸船。1901年,日商大阪公司的趸船码头设在运河小闸之东。此外,美孚、亚细亚等煤油公司也在镇江建造了专用码头。
    随着镇江小轮航运业的兴起和发展,沿江一带还设立了不少小轮码头,停靠内河和长江区间各航线的小轮船。如丰和小轮公司、顺昌和记轮局、戴生昌轮船局、泰昌轮船局、华通小轮公司、天泰轮船局等,均先后在镇江设置了自己的小轮码头。1910年,在镇江考察的美国商人称,镇江的“所有产品好像都被上海商人买走,这个城市与美国没有直接贸易,要造成直接贸易的唯一办法,似乎是要求我们的商人需有代理人在这个地方”(36)。
    苏州和杭州,素为江南名城和江浙两省的省会城市。甲午战争后的中日《马关条约》,将它们和重庆、沙市等增辟为通商口岸。但是,以欧美商人为主体的在沪外商,出于商业成本的考虑,并不热衷去新开埠的这两个城市拓展业务。英国驻沪领事哲美森,在其《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中认为,苏杭两地的开埠,“无疑将对上海的贸易产生很大的刺激,到现在为止,这些城市都是从上海获得供货的,而且仍将如此”。同时他又断言:“在外商方面,不见得会出现任何涌往那里去开设分行的情形。经验表明中国人在所有港口之间的贸易经营上,都能比英国人干得更便宜些,因而我们对此已不再进行竞争,甚至也不再为此而埋怨。”(37)
    1897年,中日签订《苏州日本租界章程》,辟苏州盘门外相王庙对岸青旸地,西起商务公司,东至水绿泾岸,北自沿河十丈官路外起,南至采莲泾岸,为日本租界(38)。时至1906年,苏州日租界的商务仍无起色,当时在苏州游历的日本人宇野哲人目睹,其虽设立多年,“然其规模仍是可怜至极,虽道路纵横,然我国之建筑仅数十,惟占据中国街之一侧及河岸道路之一侧而已,且极其粗恶”(39)。苏州的开埠,并未改变它与上海在江南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沿途城镇的经济生活也得益于苏沪间的这种经济联系,“苏省昆山、新阳两县境为自苏至沪必由之道,向来商业本甚繁盛,自内河创行小轮,苏沪商旅往来尤便,贸易亦日有起色”。“苏州府属吴江、震泽两县同城,东南平望镇,东通梨里、芦墟、金泽等镇,南连盛泽镇,西至梅堰、双阳、震泽六镇,北界县城暨同里、八斥两镇,其余乡村小集,均有朝发夕至之便。自苏省以达嘉、湖,必由此路,是以商业繁盛,甲于诸镇。所有货物,以丝绸、纱布、米、油为大宗。近来内河小轮盛行,客商往还日多”(40)。1906年苏州商会档案称:“查苏州商市行情涨落,大致悉依上海市价为准,苏沪商业一气联络。《新闻日报》《申报》各载省商务类志一项,所有商货行情随时涨落,立即登报,朝发夕至。近今宁沪铁路火车开行,尤为捷速,是以一切市面与沪市不相上下。至于货产进出,均以沪地转运。”(41)。
    距上海稍远的杭州,虽地处钱塘江口,但受涌潮涨落及泥沙淤积的阻碍,近海、远洋船只无法驶入,原先与外地的经济交往主要借助内河经苏州周转。自上海开埠及江南经济中心由苏州向上海转移,杭州连同杭嘉湖地区其他城镇的进出商品,大多直接纳入上海港内河航运货物集散渠道。“浙江的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即使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由于太平天国在辖区内允许丝货贩运,大量的出口丝仍被吸纳到上海成交,“自浙江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42)。它们多循大运河至江浙接壤的平望镇转道芦墟镇,经青浦县金泽镇、西岑镇、练塘镇入黄浦江抵沪。1861年英国人呤利携银4万两至平望镇收购生丝,返程时在芦墟镇目击为数很多满载货物的“运丝船、乡下船和上海船”(43)。
    杭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同样没有动摇上海作为江南经济中心的地位。杭州开埠后,“只有两个国家——英国和日本——派遣领事到杭州”(44)。沪杭两地的经济联系依旧频繁密切,据1909年乡土调查资料载,嘉兴、海盐、沈荡、平湖、乍浦、石门、桐乡、屠甸等地所产蚕丝、棉花、茶叶、土布等农副产品,都有很大部分直接销往上海(45)。折返时运回各类工业品,“闵行为沪南通衢,各货以上海为来源,杭、嘉、湖等属为去路,通过居多”(46)。
    这种经由内河航运沟通的经济纽带是坚韧的,即使发生歹船拦劫如1906年“有匪船数十只在沪杭往来孔道,将中外轮船围攻拦劫,毙伤多命”(47),事后仍续行船。在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时也未中断,只是相应“改变了它的长久的贸易路线,即原来用平底船从北浙运到上海,而现在则改用汽船经苏州运往上海”(48)。1906年在杭州游历的日本人宇野哲人,记述了杭州日租界的萧条:“拱宸桥在杭州城北约二里处,往上海往苏州之汽船在此发着。中国街之次,有各国租界;再次,河之下游有我国专管之租界”;其中“仅有大东公司之职员宿舍及仓库、邮电局、警察署寂寞无邻,立于原野之中。原野中有供在杭日本人游乐之网球场,而道路尚未开通,有时甚至在我租界内可捕得野鸡”。他感叹:“我租界之位置,虽较苏州为便,然其寂寞凋零一如苏州。”(49)直到1931年的杭州海关报告仍称:“据目前所知,杭州商人还没有建立起直接与国外通商的网络,这就是说,在海关报告中,几乎没有直接从国外进口的商品,所有到达这一口岸的商品,按规定首先要进口到上海,取得免重征执照后再船运到杭州。”(50)南京的开埠,颇显曲折。1858年的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南京为通商口岸,称:“将广东之琼州、潮州,福建之台湾、淡水,山东之登州,江南之江宁六口,与通商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准令通市无异。”但当时南京为太平军占领,开埠之事落空。太平天国失败后,列强重提此事,但无实际进展。曾是江南重镇的南京,自经历太平天国战事,时隔30余年,“元气至今(时为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引者)未复,民生萧索,城市空旷,毫无振兴之机”。在沪宁铁路通车前,贸易活动相当冷落,与上海的经贸往来亦主要通过镇江的中介(51)。此后,南京的商贸业也难有振作。1897年从安庆去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陈独秀,对他眼中的南京城曾有生动的描述:“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城一看,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可是房屋虽然破烂,好像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城厢内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驴子。”(52)
    1898年,列强再次要求南京开埠。次年4月1日,南京对外开埠通商,修改后的长江通商章程规定“凡有约国之商船,准在后列之通商各口往来贸易,即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宜昌、重庆八处”。同年5月1日,位于下关江畔的金陵海关设立,故通常又称南京开埠为“下关开埠”(53)。但南京的城市经济并无明显起色,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99年来到南京,目睹“马路两侧亦稀有人家,田畴竹树犬牙交错,若行于村落之间”(54)。1903年,美国人盖洛坐船从上海去南京,惊讶地看到南京“城内的大片空地足以生产充裕的粮食”(55)。在1910年抵达南京考察的美国商人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政治城市,贸易是非常不受重视的,要使他们打破习俗得费许多口舌。这个城市里除了蚕丝业外没有机器制造工业。”(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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