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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公学创校史实考(3)


    三、“公立”与“官立”之争
    爱徒熊季廉去世后,严复曾致信熊季廉之弟季贞,解释熊季廉为复旦事所累情形,其中对复旦校事评论道:“又复旦公学去年为索观澜侵蚀公款至数千金,反以此为学生罪,天下不平无过此者。季廉知之,故在日,力以维持复旦为己任。”(61)在该信里,严复还对复旦的内部矛盾和人事变动做了评述,认为复旦校董张謇、曾少卿等沪学会人士过多干涉复旦校务,原监督马相伯“老不晓事,为人傀儡,已携行李离堂矣”。眼下复旦公学大局岌岌可危,复旦学生在学长的“勉自榰柱下”,“幸团体尚坚,未即分散”,他们迫切希望能“得贤为之校董”。严复还向熊季贞通报了7月19日晚在愚园开会商量维持复旦的事情,表示会上大家都很思念熊季廉。
    据郑孝胥日记的记载,7月19日晚,严复与郑孝胥、张元济往愚园赴陈三立(伯严)之约,商讨维持复旦公学的事情;会议参加者还包括复旦学生代表、庶务长叶仲裕(景莱)等人。(62)根据严复的描述,经过与会诸人的努力,特别是依赖与熊季廉关系密切、感情深厚的陈三立的奔走,大家集体化解了复旦“危业”,“为筹维持之术,既资以款,复为之解纷,使龃龉者无,遂至(止)于冲突。”严复还乐观相信,从此以后,复旦公学“当不至离散也”。(63)
    大概正是在陈三立、严复等人的集体努力下,复旦大学获得了一宗实物捐助及三笔金钱资助,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据当时的一则《复旦公学广告》所言:
    本公学蒙庞青城先生捐助物理、化学仪器十四箱,已照数祗领,敬此鸣谢。本公学因上学期经费稍有不敷,蒙陈伯严先生借垫洋一千元,顷又收到两淮赵渭卿都转筹拨库银二千两;江宁朱菊尊方伯筹拨库银三千两。除分别禀复外,谨登报鸣谢。(64)
    复旦这里得到的款项,应该是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周馥通过“扬州运使”划拨给复旦的,如郑孝胥的记载,“银二千两,乃南洋协助复旦公学之款。马相伯已不理复旦事”。此款是托郑孝胥转交的。(65)至于上引广告中所言的“库银三千两”,或系来自周馥的后续赞助。
    在当时往往人去政息的情况下,周馥给复旦的拨款,继任江督就不一定会继续划拨。而此时周馥已经离任,新的两江总督由端方(1861-1911)接任(1906年9月初到任,1909年初调任直隶总督)。(66)端方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主张改革,“锐意新政,所至以兴学为急”。(67)
    有此东风,在马相伯不堪重负而辞职后,(68)复旦公学干事员叶仲裕(叶景莱)、张桂辛等人希望端方能延续周馥的政策,继续给复旦拨款,在丙午冬(大概在1906年12月~1907年1月间),他们正式向端方提出申请,请求让与复旦有深厚关系的严复担任监督,官方并能为复旦拨款、添聘教习。(69)
    而据严复自谓,端方对严复非常赏识与尊重,屡屡接见,还让其子拜其为师,甚至谦称自己也想拜严复为师。(70)故由严复继任复旦公学监督,端方乐见其成。12月6日上午,严复在南京首次拜会了端方,他与端方商谈了担任复旦公学监督的条件——“复旦公学须得彼提倡,肯助开头及后此常年经费,吾乃肯为彼中校长。”(71)端方答应了严复的条件,向清廷上奏折,请批准每月拨给此时有175名学生的复旦公学银1400两(约二千元银元),“作正开销”。(72)端方还在1907年3月底致电严复,表示“复旦公学禀悉,经费每月由财政局筹拨洋两千元,即来宁具领。督院庚印”。(73)稍后,端方还派夏敬观和桂埴于三月初三日(1907年4月15日)前往复旦,调查有关情况。两人在该日上午视察校内外情况后,复入课堂旁听教员上课,午后三时,学校开欢迎大会迎接两人,两人相继登台演讲,“勉励周至”,晚上去计划中的复旦新校舍选地炮台湾视察,第二日两人又到学校,“详询一切,并嘱将经费收支表及学生名册、课程表等详细开呈”,以便“转禀立案”,向江督端方交差。(74)
    由严复接任监督,得到了江督端方的任命与经费援助,也实现了复旦公学师生的预期要求。之后十四个月,复旦公学进入严复时代,这是一个复旦公学努力官办化的时代,也是一个相对有比较充足的经费挹注时期。(75)
    可以说,自复旦公学肇建,就一直依赖官方的支持。到了1907年后,更是需要官方常年拨款,才能维持运行,监督亦需要官方任免,才获承认。故此,时任复旦监督的严复说:“丙午以前,复旦公学虽赖众擎之举,尚为私立之校。自丁未春,经两江督宪奏拨常年经费、派定监督之后,已成官立之校。今昔性质皦然不同。”(76)
    但一些学生对“官立”说法并不买账,他们公开批评严复:“反以官办二字之徽号宠锡我校,我校何幸得此?但不知我校之受官款津贴者,其体制为何如耳?”(77)这些学生反对“官立”的说法,并不能改变此时复旦的官办身份。事实上,倘若没有官方的这些津贴与拨款,“公立”复旦公学早就难以为继,甚或根本无法成立。学生们很可能只是把反对“官立”,作为反对严复继续担任监督,进而批评严复“溺职”的口实而已。(78)不过,显然,他们对于“公立”的坚持还是取得一定效果,从稍后于宣统元年(1909)公布的《复旦公学章程》中,即可看出官方对学生坚持的迁就——因为此时的复旦名义上并非“官立”学校,仍为“公立”:“本公学之设不别官私,不分省界,要旨乃于南北适中之地,设一完全高等学校,俾吾国有志之士得由此研究泰西专门学术,底于有成,应定为公立高等学校,一切章程详请两江总督宪咨。”(79)可惜,这种“公立”只剩一种名义而已,“一切章程详请两江总督宪咨”,已道尽这种“公立”的实质!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