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公学创校史实考(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21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张仲民 参加讨论
四、结语 综合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复旦公学在创办伊始，即已受到两江总督周馥及上海当局的极大关注与经费、校舍支持，后来更是经由江督端方的常年经费拨款才得以维系，校务也经常受到端方的干涉，一度学校监督都要由其委派。故此，这时的复旦公学虽然有着“公立”名义，可其实际地位同“官立”学堂几无差异，只是这种准“官立”的办学情况，对于当时复旦的生存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后世的研究者，我们不能因其受到官方的介入，就轻易否定官方因素介入在当时的新式教育中所起到的一些积极作用。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当时的复旦公学实际是马相伯、张謇等人集体发起创建的一所“公立”高等学堂，为大学预科，其程度大致类似于今日的高中或中专，(80)而非“近代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81)这是我们在认识和书写复旦大学校史乃至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时，必须要给予澄清的。 本文蒙匿名审查人指点斧正，特此致谢！ 注释： ①参看张若谷编：《马相伯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辑，第664种，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15页；复旦大学同学会：《相伯夫子与复旦》，《复旦同学会会刊》1939年3月号，转见《复旦大学百年志》编辑委员会：《复旦大学百年志》上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7页。 ②复旦大学档案馆所存清末文件中，现存可以看到的对复旦公学的全称到1910年还是——“江苏省宝山县公立复旦学堂”(《复旦公学一览表》，上海：复旦大学档案馆藏，ZH0101-4，第1页)。 ③据江苏学务处的启事所言，当时上海学堂的办学性质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参看《江苏学务总会广告》，《南方报》1906年4月9日。1985年出版的《复旦大学志》中也明确说复旦“是一所公立的高等学堂”，该书又根据《奏定中学堂章程》，列举了“官立”、“公立”、“私立”的标准：“由官府设立的名为官立，由地方绅富捐集款项、或集自公款的名为公立，由一人出资的名为私立。复旦完全符合公立规定。”参看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8页；又见《复旦大学百年志》，第19页。 ④关于这些学生脱离震旦的原因及马相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马相伯事后曾有回忆，而当时不同媒体亦有相关报道，可参看马相伯：《从震旦到复旦》(1935年10月31日)，转见《复旦大学百年志》上卷，第11页；《震旦学院解散记》，《中外日报》1905年3月10日；《论江督令上海道扶助震旦学院之善》，《中外日报》1905年3月17日；冷：《宜合力助成震旦新学院说》，《时报》1905年3月11日；《震旦学院学生退学始末记》、《忠告震旦学生》，《大陆》第3年第3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纪事”，已收入《复旦大学百年志》编辑委员会：《复旦大学百年志》上卷，第13～14页，唯《复旦大学百年志》所列《大陆》出版日期有误，应为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1905年3月20日)；《复旦公学集捐公启》，上海：复旦大学档案馆档案：《复旦大学集捐公启》小册子，目录号ZH0101-1，案卷号0001。 ⑤冷：《宜合力助成震旦新学院说》，《时报》1905年3月11日。 ⑥《江督与上海道往来电文(为震旦院生退学事)》，《中外日报》1905年3月20日。据马相伯后来回忆说，周馥因为是淮军出身，马相伯也同淮系和李鸿章有关系，故此周馥愿意支持马相伯。参看马相伯：《从震旦到复旦》(1935年10月31日)，转见《复旦大学百年志》上卷，第11页。 ⑦正在欧洲漫游的严复，“本有在沪组织一学校之意”，蒋维乔目睹震旦事件后，马上提醒张元济注意严复的这个志向，张也觉得“乘学生未散”的机会，的确是个不错的办学机遇，就“驰函”给尚在法国的严复，述说此事，希望严复能抓住时机，回来开办一学校，“以使震旦学生无所失”。参看蒋维乔：《鹪居日记》，转见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 ⑧参看：《震旦学院之最近情形》，《时报》1905年3月31日；《杨军门札以行台假复旦学院》，《时报》1905年4月2日。 ⑨《震旦学堂不日开课》，《中外日报》1905年4月11日。 ⑩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六卷《张謇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二月二十四日(1905年3月29日)日记，第548页。 (11)像商人曾少卿即曾自谓为复旦募捐万金，“今年则提倡复旦万金。”《曾少卿致商学界书》，《申报》1905年8月9日。 (12)据当时报道，复旦选定在吴淞炮台湾皇宫大校场地建设新校舍，该地“本已筑成宽阔马路多条，南通淞镇，北通宝城，东至外滩马路，西即永清大马路”，已有复旦学生多名曾在此勘探，以备将来兴工，“将来此学堂造成，屋宇宽敞，操场广阔，可比诸南洋公学”。(《复旦学校改期开学》，《中外日报》1905年9月3日。)胡适当年曾参观过规划中的炮台湾复旦新校址，亦认为“地址甚大，骤观之，南洋公学不是过也。”胡适：《澄衷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全集》(2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13)冷：《震旦新学院之大局定》，《时报》1905年4月14日。 (14)吼：《忠告震旦学生》，《大陆》第3年第3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纪事”，第2页。 (15)《江督批查复建设震旦新院拟请筹助经费禀》，《时报》1905年6月10日。 (16)《督批筹拨震旦新院学费》，《时报》1905年7月30日。 (17)《江督电询震旦、复旦两学堂之原因》，《申报》1905年9月5日。 (18)《震旦学院解散》，《时报》1905年3月10日。 (19)《震旦同学公鉴》，《时报》1905年3月27日。 (20)《详纪复旦、震旦交涉情形》，《时报》1905年7月22日。 (21)《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时报》1905年6月29日、《中外日报》1905年6月29日。 (22)《震旦学院第二次解散始末》，《神州日报》1907年10月9日。 (23)《徐家汇震旦学院》，《中外日报》1905年6月29日。 (24)《震旦学院招考》，《中外日报》1905年7月23日。 (25)《复旦公学广告》，《时报》1905年7月22日；此广告亦见《中外日报》1905年7月23日。这些广告在报纸上都是多日重复刊登的，下同。 (26)《复旦公学宣统二年下学期一览表》，第2页。上海：复旦大学档案馆藏，ZH0101-4。此档案是马相伯于宣统二年正月重回复旦任监督时所编写，表明马相伯也应该认可这样的提法。引者注。 (27)参看拙文《严复与复旦公学》，《历史研究》2009年4月号。笔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目前又对该文进行了大规模修订。 (28)《复旦改期开学》，《申报》1905年9月2日。 (29)霜：《吴淞水灾记略》，《南方报》1905年9月6日。 (30)参看《复旦公学特别广告》，《中外日报》1905年9月3日；《复旦公学开学广告》，《中外日报》1905年9月10日；《学务汇录·复旦公学改期开学》，《中外日报》1905年9月3日。 (31)《复旦公学开学广告》，《时报》1905年9月10日。 (32)《复旦公学广告》，《中外日报》1905年9月14日；《复旦公学广告》，《时报》1905年9月14日。 (33)《淞沪铁路启》，《中外日报》1905年9月14日。 (34)《记复旦公学开校典礼》，《南方报》1905年9月15日；《复旦公学开学记》，《时报》1905年9月15日。 (35)两电均见《中外日报》1905年9月18日。 (36)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册，第1018页。参看《张謇日记》，第560页。不过张謇该日日记没有记载去复旦参观事，只记了几人一起去视察了“渔业会所”。 (37)《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019页。 (38)《同学诸君公鉴》，《时报》1905年3月12日。 (39)参看复旦大学同学会：《相伯夫子与复旦》，转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第16～17页；参看《马相伯年谱》，第215页；又可参看《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纪元前七年(1905)(正月至八月)》，台北：“国史馆”，1987年，第687页；赵聚钰：《于右任谈复旦创办》，收入彭裕文、许有成主编：《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40)《南方报》1906年1月13日等期；《时报》1906年1月13日等期；《中外日报》1906年1月13日等期。 (41)《中外日报》1906年1月14日版。 (42)(43)《南方报》1906年1月16日等期；《时报》1906年1月15日等期；《中外日报》1906年1月15日等期。 (44)《南方报》1906年1月16日；《时报》1906年1月16日；《中外日报》1906年1月16日。 (45)《时报》1906年1月17日等期；《中外日报》1906年1月17日等期。 (46)据《中外日报》后来的报道，马相伯“去岁(农历，引者注)奉玉帅委，赴日本调停留学生退学事，今岁三月间始回沪。”《复旦校长上兴学条陈》，《中外日报》1906年5月23日。此次取缔规则事件发生在1905年12月中旬，所谓“自日本行取缔规则后，留学生大起风潮。”(《咨送留学生人数表格》，《中外日报》1906年6月19日。)在陈天华跳海死后，被建构为因“取缔规则”而死，事件迅速升级，“一时人心大震动。”(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528～529页。)复旦公学学生也很关注此次事件，曾在报上刊登广告和致电南京，主张集思广益，团结对外，寻求解决之法。参看《敬告主持学界诸君子》，《时报》1905年12月17日；《规正同盟停学事》，《时报》1905年12月27日。马相伯等是1905年年底受周馥委派，于1906年年初赴日，意图在“安抚三江留学生，劝令照常上课，勿附和罢学归国之议”。参看《江督派员赴日安抚学生》，《中外日报》1905年12月31日；《纪苏绅莅宁劝谕学生事》，《时报》1906年1月5日。马相伯大概四五月之交回国(农历三月)后，随即去上海会见江督，讲述在日本情形，并以复旦校长身份给江督周馥上条陈。《复旦校长上兴学条陈》，《中外日报》1906年5月23日。有关此次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斗争及马相伯的一些活动情况，可参看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377～407页。 (47)《中外日报》1906年1月17日；《时报》1906年1月17日。 (48)《中外日报》1906年1月18日等期；《南方报》1906年1月18日等期；《时报》1906年1月18日等期。 (49)《中外日报》1906年1月18日等期；《时报》1906年1月19日等期。 (50)《中外日报》1906年1月20日。此电《时报》1906年1月19日亦有刊登，唯报道标题误作震旦学生——《震旦学生再电江苏学务处》。 (51)《两江学务处致复旦公学电，为复旦仍旧开校事》，《中外日报》1906年1月28日；《南京学务处致复旦公学电》，《时报》1906年1月28日。 (52)《时报》1906年2月1日等期；《中外日报》1906年2月1日等期。 (53)《时报》1906年2月4日等期；《中外日报》1906年2月4日等期。 (54)《袁观澜先生鉴》，《南方报》1906年2月9日等期。 (55)《袁观澜敬答曾少卿先生》，《南方报》1906年2月10日等期。 (56)《声明》，《南方报》1906年2月11日等期。 (57)《吴淞宝大木行声明》，《南方报》1906年2月11日。 (58)大概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叶仲裕接任袁希涛(观澜)担任复旦公学庶务长。参看复旦大学档案馆档案：《历任教职员一览表》，目录号ZH0102-1，案卷号0010，第8页。必须说明的是，这份档案所收教职员名单并不完整，且各教职员任职时间也不尽准确。如第16页说张汝楫是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入校，即误。张1905年10月即为复旦教员了。参看《请究火车美兵驱逐华人电》，《申报》1905年10月4日。 (59)《中外日报》1906年3月5日。 (60)《追悼会员》，《寰球中国学生报》第1期，第38页。 (61)《与熊季贞书》(1906年7月20日)，收入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6页。 (62)《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049页。 (63)《与熊季贞书》(1906年8月5日)，收入《〈严复集〉补编》，第278页。标点略有更动。 (64)《中外日报》1906年8月20日等期。 (65)参看《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050页。郑孝胥是在1906年7月23日日记中记载此事的。 (66)参看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册，第1501～1503页。 (67)吴庆坻：《端总督传》，收入端方：《端忠敏公奏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第94种，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8页。 (68)根据马相伯自谓，他在1905年底即不实际参与复旦事，实际辞职时间或在1906年年末：“复旦公学去秋开校至年终，仆于银钱言定不问不用，所有修屋置器及教员俸等九千余两，均由曾少卿先生津贴，理当代为鸣谢，今年校事一切均未过问。马良启。”“马相伯通信处”广告，《时报》1906年11月18日。马相伯任内，应该还存在教员欠薪问题，据《申报》后来的报道，曾有在复旦任教的西洋女教习控告监督马相伯欠其薪水三千金。参看《教员追索束脩》，《申报》1907年4月14日。 (69)根据《叶景莱启事》所言：“自丙午冬，景莱与张君桂辛赴宁禀请拨定复旦常年经费后……”参看《叶景莱启事》，《申报》1908年2月10日。 (70)《与甥女何纫兰书》(八)(1906年12月6日)，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832页。 (71)《与甥女何纫兰书》(八)，《严复集》，第3册，第832页。 (72)参看端方：《筹拨复旦公学经费折》，《江宁学务杂志》第5期(丁来年七月十五日[1907年8月23日])、《四川教育官报》丁未第9册(1907年10月)(第4页)、《北洋官报》丁未第1453册(第3～4页)；该折又见《端忠敏公奏稿》，第1007～1009页。马相伯年谱编者认为此拨款来自马相伯的努力，为误，此拨款主要是来自时任复旦监督严复的努力。 (73)《江督端致复旦公学电》，《中外日报》1907年3月26日。 (74)《江督派员考察复旦公学》，《申报》1907年4月18日。 (75)参看拙文《严复与复旦公学》，《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6)《严复启事》，《时报》1908年2月12日；《中外日报》1908年2月12日。1909年初送去立案的《复旦公学章程》起首也言：“本公学由各省官绅倡捐，并蒙两江督宪奏准，辅助常年经费，檄拨吴淞官地……”《咨送复旦公学厘定章程请核转详准予咨部立案由》(宣统元年)，第1页，上海：复旦大学档案馆藏，ZH0101-3。 (77)《神州日报》1908年2月17日等期；《时报》1908年2月17日等期；《中外日报》1908年2月17日等期。 (78)后来中国公学亦曾面对相似的情形。1908年11月17日，中国新公学诸人来找郑孝胥，“言公立之中国公学不应改为官立事。”郑孝胥立即从官方立场驳斥之：“如学生能自筹费，不借捐款、官款则可；今‘公立’二字久已卖却，复何言乎？”见《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166页。 (79)《咨送复旦公学厘定章程，请查核转详准予咨部立案由》，ZH0101-3，第1页。 (80)如复旦公学1905年8月的招生广告所言：“本校学程现定预科四年(一为实业专门之预备，一为政法专门之预备，期可直接大学)，专科二年。”参看《复旦公学广告》，《中外日报》1905年8月18日，论前广告第一版。 (81)参看田正平、陈桃兰：《中国近代私立大学创建考辨》，《现代大学教育》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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