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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散州”名实考(4)


        (三)云南行省的散州主要为新置。据笔者统计,元代云南行省先后改千户、部、甸、寨等为散州数达到37个。详见表3。
        通过以上具体阐述,可知江北地区、江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之云南行省的散州由来呈明显的区域性分布特征,由此构成了散州由来的三条主要路径和三大块状分布区。而透过散州由来所具有的区域性特征的表象来追究这些散州产生的背后深层原因,是探析元代散州大量出现的终结所在。总体而言,元代散州的大量产生是历史、经济、军事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过,不同的地区侧重又不一,内地散州的产生受历史和经济因素影响较大,而户口是散州产生的指标性因素或直接因素;而边地军事镇守地位和开发进程的推进同样促使了散州的产生。
        
    


        第一、历史因素。政区具有“历史承继性”的特点。元代之前虽然尚无“散州”(38),但金代州的领县数普遍较少,领附郭县之州大有所在,金末元初州的滥置(39),大规模升县为仅领附郭县之州,这些州与其作为统县政区已经不相匹配,为元代省县入州为不领县之“散州”埋下伏笔。
        第二:经济因素。我国传统历史时期,人口因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设置和调整政区所需考虑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40)。蒙古国时期,统治者忙于频繁的军事征伐和疆土的不断扩大,无暇顾及对归附之地的有效管理,其州县户口不一,尚无明确的等第之分。到世祖至元初年,统一全国的步伐逐渐接近尾声,元廷开始集中精力于政区的调整和改革。北方及西南四川等地由于受到战争的损耗,州县户口大减,因此,首先省并州县,定官员数额;与此同时,确定州县的等第及其标准户口数。据《元史·本纪六》载:
        至元二年闰五月,诏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户数繁庶且当冲要者,不须改并,其户不满千者,可并则并之,各投下者并入所隶州城,其散府州郡户少者,不须更设録事司及司候司,附郭县止令州府官兼领,括诸路未占籍户任差职者以闻。(41)
        又《元史·百官七》载:
        诸州。至元三年定一万五千户之上者为上州,六千户之上者为中州,六千户之下者为下州……诸县。至元三年,合并江北州县。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二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42)
        在此背景下,全国州县户少者,或省县入州,或省州为县,其中,省县入州为“散州”数达到18个,如上所述。此后,伴随着江南州县渐入版图,南北户口悬殊日益明显。据《经世大典》载:
        太宗皇帝岁甲午灭金于蔡,明年乙未始下诏籍民数,时方兵革之余,自燕京、顺天等三十余路得户八十余万……岁壬子欲验户口登耗,复下诏籍之,视乙未之数增二十余万户。世祖皇帝至元七年,有司请大比民数,复增三十余万户。迨南北混一,越十有五年再新亡宋版籍,又得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余户,南北之户总书于册者计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其山泽溪洞之氓又不与焉。(43)
        南北户口之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于是,元世祖因地制宜,对南方之州县采取不同于北方的等第户口标准,据《元史·百官七》载:
        江南即平,二十年,又定其地五万户之上者为上州,三万户之上者为中州,不及三万户者为下州……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之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之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之下者为下县。县户虽多,附路府者不改。(44)
        不仅如此,元贞年间又重新划分江南地区州之等第标准,据《元史·地理五》载:
        海宁州,下。唐以来为盐官县。元元贞元年,以户口繁多,升为盐官州。是年,升江南平阳等县为州,以户为差,户至四万、五万者为下州,五万至十万者为中州。凡为中州者二十八,下州者十五。(45)
        元贞元年重新厘定的江南地区不同等第州之户口标准数远较至元二十年多,当年江南地区因户口繁多而升县为州数达44个,这些州皆不辖县。
        总之,在此期间我国北方地区多因户口寡少(46)而省县入州;与此相悖,江南地区却因户口繁多而大规模升县为州。
        第三、军事因素。云南地处边疆、民族杂居。宪宗五年平定大理后,蒙元统治者考虑到边地镇戍的重要性和当地少数民族杂居的复杂形势,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管理方式,即保持当地的土族不变,仅在此基础上设万、千户并辅以宗王出镇的军事管理方式。至元年间全国逐渐统一,伴随着政区的调整和改革,十二年,在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的建议下,开始改千户等为州县(47),即针对其户口较为繁多的地区实行了州县制的管理方式。元代云南行省州县的大量设置,标志着其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政区管辖体系,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元代云南地区州县的设立不仅加强了边地的镇守,而且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开发,为此后经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一言蔽之,元代散州的大量产生,既是我国州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自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以来南北户口差距所致,也是各地军事地理位置的轻重不一所致,更是元代统治者因地制宜、较为灵活统治方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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