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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育活动史研究,构筑教育史学新框架(5)


    在研究方法与理论上,应“视情而定”,善加选取。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说明了作为手段和工具的方法的重要性。方法正确,可使研究工作顺利达到目的,取得丰硕的成果;方法不正确,就会在研究中走弯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笔者认为,教育活动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是一个由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一般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三个大的方面及其相关层次构成的研究系统[9]。第一,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它一方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等这类宏观历史理论和经济决定理论、阶级阶层理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理论等这类中观史学理论;另一方面是指兰克(Leopold Ranke)、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汤因比(Arnold Toynbee)、布洛克、费弗尔、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勒高夫和勒韦尔(J.Revel)等人史学理论中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第二,一般研究方法。它是哲学思维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包括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等,其功能是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内在辩证关系和本质特点,在更深层次上更好地把握教育历史的规律。第三,具体研究方法。它是指带有较强技术性和专门性、用来处理和分析教育史料、进行基础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其功能为复原教育史实和基本线索,为深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创造有利条件。具体说来,又可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学科一般使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历史考证法、文献分析法、口述历史法、历史模拟法等;二是跨学科方法,主要包括田野调查法、个案分析法、心理分析法、计量分析法等。
    这三个方面属于三个不同的层次,它们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领域,分别处理不同层次的问题,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育史学研究者从一开始就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要选择的理论是什么,要使用的具体方法是什么,需要运用的技术和手段是什么等问题。
    在叙述方式上,可采取“善序事理”的叙事形式。
    中国史学家历来重视史学著作的叙事形式(习称“序事”),认为好的叙事形式有助于史学著作内容客观真实与生动形象的表达。他们对“善序事理”多有论述[10]319~325。例如,班彪就推崇司马迁的史文表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班固也赞扬司马迁“服其善序事理,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晋书》中则称陈寿“善叙事”为“奋鸿笔”和“骋直词”。
    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要避免回到“目中无人”、“只见物不见事”的老路上去,就必须很好地承继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的优点,采取“善叙事理”的叙事方式,发扬以各部分以及部分之间存在的联结性或对比性的关系形成结构张力、以视角的流动贯通形成整体性思维特点、依靠对话和行动并借助有意味的表象的选择、在暗示和联想中把意义蕴涵于其间等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优点。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应注重运用叙事和口述等方法。叙事与口述研究可弥补教育活动史研究中第一手资料史料不足的问题,也是教育史研究视野下移的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admin)